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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73- 1783年（乾隆37年正月到47年7月——见《提要》“圣谕”和“告成进表”），清政府用十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图书，编定《四库全书》，同时编纂了一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提要（卷四十）·经部·小学类·序》：“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并号称“体例严谨，不失古义。”其中录列当时所能搜集到的字词典共210部，包括训诂12部、字书36部、韵书33部，和所谓“存目”（《提要》：“经圣（乾隆皇帝）鉴（阅览）洞烛其妄者，则亦斥而存目（排斥而列在“另册”）”）129部。这个统计肯定不完全：因为古籍由于历代战争、天灾人祸而散失，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四库》编定之后又出版的，如很有影响的《说文解字注》、《说文通训定声》（也是在太平天国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见《说文通训定声·序》〕），不可能在内；可以作为它所谓的“字书”入列的明·梅膺祚纂《字汇》，收字33179个，是一部大型字典，即使《康熙字典》也常为引用，却不列入；“古代词海”《佩文韵府》又被列入“集部·类书”。

在这众多的字词典籍中，影响最深广久远的是《尔雅》（邢昺疏：“尔，〔迩〕，近也；雅，正也。〔尔雅〕，言可近而取正也〔靠近它、凭借它，就可以得到对事物的正确理解。〕”）。《尔雅》出现最早。《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叫鲁哀公学《尔雅》。”那么早就有这么一本书，作者是谁？据《广雅》（增广《尔雅》而作，故称）的作者、三国魏初的张揖《进〈广雅〉表》称：“周公著《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现在世面上所流传的是三篇)。”则《尔雅》的作者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说从孔子起直到西晋，其间有很多人为它作注补的工作。到东晋初，著作郎（大约就是文化部长）郭璞殚精竭虑，对《尔雅》作了深入的研究，著作了集《尔雅》研究之大成的《尔雅注》，《尔雅》才定型下来。《尔雅》定型于晋的其它原因就是从东汉许慎以后，学者不再为《尔雅》做增删的工作，而是自己另起炉灶自编新书了，如三国的张揖就编纂了《广雅》。到北宋初，礼部尚书翰林侍讲国子祭酒（太学校长）爵赐上柱国邢昺又为郭璞《尔雅注》疏解，作《尔雅疏》，使其更完备。因为历代“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提要》语），为历代所重，至唐宋就被列为《十三经》之一。现在我们所说的《尔雅》，就是郭璞注邢昺疏的《尔雅》。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10月第一版《十三经注疏》中就有这部《尔雅》。

《尔雅》之外，成就最重，影响极大，在字典词典的编撰思想、体例、体系等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籍就是《说文解字》，世称《说文》。它的作者是东汉中前期的许慎。许慎，字叔重；博通经籍，职任太尉祭酒，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誉（见《辞海》）。“许之撰《说文解字》，用功伊始，盖恐失坠所闻也，自永元（汉和帝年号）庚子（公元100年）至建光辛酉（汉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121年），凡历二十二年，而其子冲（许慎之子许冲）献之”（见《段注说文·第十五卷》）。自《说文》出，“魏晋以来言小学者皆祖慎（都把许慎当祖师爷，学习他、效仿他）”（《提要》语）。《说文》“推究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主要是前四种）之义”，用“分部类从（按偏旁部首分类，同部首的为一类）”的思想，编排全书，构成体系，形成体例。自然引导出“部首检字法”，成为后世历代字词大典甚至大型图书系列的编排方法的先驱。《说文》的主要成就是：1，把自古以来的各种形体（篆、籀、隶、行、草）的文字，“以小篆为宗（以小篆字体为全书之线索、纲领）”（《提要》语，即《说文·叙》“叙（《提要》作“序”字）篆文，合以古籀”），贯通古文篆籀(大篆)，加以整理，对汉文字的形体首作规范。2，用六书的内在联系系统地分析字形、解释字义，创立了自我圆通的“以形释义”的理性体系（段玉裁注：“《说文》，形书也。”“合所有之字，分别其部，每部各建一首（部首）。而同首者，则曰‘凡某之属皆从某’。于是形立而音义易明”），这是许慎集汉代自“独尊儒术”以来“说字解经”的合理内核之大成而弘扬创造的结果。3，由于《说文》的构建体系是分部类从，同“形旁”（部首）的字都在一块儿，意思相关，所谓“凡□之属皆从□”（凡是与某义有关的一类字，都有某部首。如，依、伏、仁、停、像，它们的意义都与“人”有关，就都有“人”字旁）；形旁以外的部分就是“声旁”，同声旁的，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就开创了揭示“汉文字之三要素（形体、意义和读音）”的必然联系的先河。段玉裁注：“《尔雅》《方言》……皆不言字形原委。以字形为书，因形以考音与义，实始于许，功莫大焉。”

《说文》问世之后，据《提要》统计，有晋·吕忱、唐·李阳冰、五代十国·南唐·徐铉徐锴（世称大徐小徐）兄弟二人、南宋·李焘为之作增补正伪工作，据徐铉说，“阳冰之后，诸儒笺述”（徐铉等《上〈新修字义〉序》，以下简称“徐铉《序》”），人数当不会很少。其中过大者李阳冰，功高者徐锴。本来《说文》到李阳冰（大历年间——公元766- 780年人）手里时，已流传六百多年，可想其间传抄刊刻之讹误必不在少；但他“刊正”而成的“《说文》新义”“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徐铉《序》），“曲相排斥，未协至公（很不公正）”（《提要》），反成为对《说文》的窜改，受到徐锴《说文系传》的系统反驳批评。由于证据充分、辨正清晰，再加上徐铉的考证，“使许书原貌渐明”（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二徐少孤，皆早慧，成人后都在南唐做官，大徐还做到吏部尚书，都有不少著作（见《宋史·徐铉传》所列）。《宋史》说小徐“因铉奉使入宋，忧惧而卒，年五十五。”《提要》说“宋兵下江南，卒于围城之中。事迹见《南唐书》本传。”《提要》的说法可靠点。大徐在南唐破后，随后主李煜降宋（其情节酷似刘禅主仆降魏），后奉旨校订《说文》，正字形，去伪讹，增释义，定字音（“并以孙愐〔《唐韵》著者〕音切为定”〔徐铉《序》〕），使《说文》终定典型，世称“大徐本”。大徐以后被诬坐罪死于贬所，年七十六。如果小徐（少小时即善小篆）缓死，成就会更大。“大徐本”“小徐本”的《说文》成为自宋至今历代字典（如宋代的《广韵》《集韵》《类篇》、元代的《韵会》、明代的《字汇》《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当代的《汉语大字典》）的必引本。

清代小学（段玉裁注：“谓之小学者，八岁入小学所教也〔启蒙之学、起始之学〕。”）大盛。大名鼎鼎、赫然于众目的《说文》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所谓“有清中叶，魁杰巨儒朋起，钩研经训，竟崇许学，名为专家，更仆难数（派人轮流换班地清点也难以数得清）”（卫瑜章《段注〈说文解字〉勘误·自序》）。其中成就突出者，四大家。上海古籍出版社《说文·出版前言》说：“王筠《说文释例》《说文句读》重于形，桂馥《说文义证》偏于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重于声，惟段玉裁《说文注》形、音、义三者并重。”其实朱氏之《训》也很重视六书之义的内在联系，并能全面圆通汉字形音义三者之正理。这时候，《说文》的幽涵奥义，汉字的“三要素”关系就“大放光明”了。

因为《说文》是开山大作，又是汉字简古滥觞之时，难免粗略梗糙。所以“许慎注解，词简义奥”（徐铉《序》），“训诂简质，猝不易通；又音韵改移、古今异读，（故其）谐音诸字，亦每难明”（《提要》）。再加上“篆书湮替，为日已久；凡传写《说文》者皆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又“《说文》之时，未有反切；后人附益，互有异同。”（徐铉《序》）所以，宋太宗下诏：收集天下《说文》遗本，“委徐铉等点检书写雕造，无令差错，致误后人。（雍熙三年〔公元986〕十一月□日牒）”实际上，徐铉等所作的远不止“点检书写雕造”（见上文）。大徐本问世之后，新的问题仍不断产生。许慎《说文解字·自叙》“黄门侍郎杨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五千三百四十字”，许慎又采集网罗，成“九千三百五十三文”，徐铉增的也很少。而社会发展，文字“递有增加”，且注音读音愈益重要（南宋曾慥《类说》引《古今词话》“真宗朝，试《天德清明赋》，有闽士破题云：‘天道如何？仰之弥高！’会试官亦闽人，遂中选。”“道”“德”二字都分不清的人居然中选，说明“宋初程试，用韵尚漫无章程”〔《提要》〕），于是历代政府和学者不断编修注音良好的“韵书”一类的、且规模更大的字词典，最后（公元1012年）终于出现了“大宋重修《广韵》（唐朝孙愐等增广《切韵》而著《唐韵》，后又有严宝文、裴务斋、陈道固三家作增广《切韵》的修订工作，并都称《广韵》，所以宋初的《广韵》称“重修《广韵》〔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广韵》〕”〔见《提要》〕）”和《集韵》（公元1038- 1068年）。

因为中古以前，“三代秦汉所读之音，与今不同也。”“六朝以后之韵书出而古言（音）渐亡。”（清·郝懿行《尔雅义疏·序》。）“古韵失传，魏晋以降，（才）创为律韵行世”（《康熙字典·凡例》）。所以，“先秦用韵现象不易在字典中得到反映，因而古韵部（指本《字表》里的古韵）主要根据《说文解字》谐声、中古音切和异文现象来推求。”（《汉语大字典·上古音字表说明》）可见那时的注音多么艰难。《广韵》收字二万六千余个，《集韵》（为纠正所谓的《广韵》“冗漫殊甚，亦多纰缪，或略而失当”而广采唐代韵书旧文另编的宋修本）收字53525个，又时居中古，而承上启下。《广韵》《集韵》使用的注音办法是反切法（此法之最先集成者，是隋朝的陆法言〔著第一部切音字典《切韵》〕），这个办法比它以前的谐音法、异文直音法都科学。它可以把字的声、韵、调都明确地注出来（不像谐音法朦胧不明、摸棱不准），可以比直音法的使用范围大得多（因为许多字没有同音字，有的同音字又生僻不能读出）。所以《广韵》《集韵》是“研究上古和近代语音·的”“重要的”“韵书”（见《辞海》）。《汉语大字典》中“中古音以《广韵》《集韵》的反切为主要依据”（见《凡例·十》），其《中古音字表》的根据主要也是这两本书（见《中古音字表说明》）。

反切注音法沿用了一千多年，也遇到一些问题，又由于西方文化的东渐，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这个办法需要改革。“世谓汉儒识文字而不识字母……七音之传，肇始西域，以三十六字为母，……而后天下之音总于是焉。”（《康熙字典·御制序》）但是从唐末僧人守温仿照梵文创制三十字母、宋人继为三十六字母之后，绵延近千年，而徘徊不前。《康熙》自以为得“七音之准绳”，其实仍在反切上滚来滚去。直到清末，学者们才在前人的长期摸索中悟出拼音法，从此，注音法以加速度向前发展。1919年“五·四”之后，开始使用“国音字母拼音”，1957年，试行“汉语拼音”，很快得到普遍承认和应用。同时，汉文字的整理、定型工作也卓有成效地进行。可以说，到这时，汉文字、汉语言才似乎真正进入到“理想王国”。然而，本人窃以为现虽已有《现代汉语词典》、新修《辞海》、《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伟大成就，而“战斗仍未有穷期”。比如，汉语拼音的“隔音符号”在书写时究竟要不要那么烦；计算机中，隔音的输入法怎么解决；能不能解决汉语同音字太多的问题；在字词典中，怎样排列文字的始义、本义和逐次的引申义，怎样归属文字的形音义统属系列（《现代汉语词典》的“gōu勾1（句）①②/勾2（句）①②；gòu勾（句）①②”式的归属法引了很好的路”）并确实处处圆通；……确乎任正重、路好远……尽管语言的变化发展不是个短时期理论问题，理论归纳也要先有事实；但“任务”还是任务，“路”也正摆在眼前。

http://jz.e21.edu.cn/Doc/KeYan/html/030526204232.html

http://jiaodui.net/zhsh-zicidian.htm

字典可分为详解字典和特种字典。

①详解字典是就字的形、音、义进行全面解释，如《新华字典》、《汉语大字典》等。

②特种字典亦称专门字典，它仅就字的某一方面进行解释，如正字字典、正音字典、虚字字典、难字字典等。

字典种类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全书以小篆为主体，根据不同的偏旁，分析字形结构，体例严整，是中国最早的对后代影响极大的一部字典。

《玉篇》梁代顾野王著。所收部首比《说文解字》多，排列次序也有很大变动。每字下面不仅注明字义，而且举出古籍的例证和前人的注解，极其详备。

《类篇》宋代司马光等编。全书按部首编排，分为14篇。每字下先列反切，后出训解，体例比较严谨。

《字汇》明代梅膺祚著。全书按楷书笔画，把《说文解字》等的500多部首，改并为214部首；部首次序按笔画多少排列，少者在前，多者在后。这部字书在明代流传很广。

《正字通》明代张自烈著。全书共241部，注释繁博。

《康熙字典》清代康熙皇帝令张玉书等人参照《字汇》和《正字通》编纂而成的一部大型字典。全书分为12集214部，每字下面详列反切，并加注直音，字义之下都引古籍中的文句为例。收字极多。

《中华大字典》陆费逵、欧阳溥存等编。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是在《康熙字典》的基础上进行革新，改正错误4000余条，增加1000多字。

《新华字典》魏建功主编。1953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按音序排列，共189部；所收单字8500个左右；在释义上分别标出引申义、比喻义和转义。这是第一本按汉语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

第一部汉字字典

中国最早的词典是《尔雅》，因为《尔雅》把字分类并作出解释，儒家学者把《尔雅》归类为训诂。

及后，大约在公元30年-124年,汉朝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创立了六书理论，制定了中文字部首的基础，是字书中的佼佼者。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

第一部称为字典的字典

第一部称为“字典”的书，是在1710年由清朝由张玉书等30人花了6年时间编成的具有解释单字，注明读音。字义和用法的工具书。康熙皇帝看后曾说这部书“善美兼备”，可奉为“典常”，因此将书命名为“字典”，并加了“康熙”二字，叫做“康熙字典”。以后，凡是这类解释单字的书，就都称作“字典”了。

《康熙字典》当中除了列举字的出处外，还罗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等等的反切，并对同音切语加以归并。

第一部双语字典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

--字典是一种以字为单位，按一定次序排列，每个字注明读音、意义和用法的工具书。--我国第一部字典是东汉时许慎所编，不过，当时这部字典并不是以“字典”命名，而是叫《说文解字》。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也是世界上最古的字书之一。那麽，从什么时候才有“字典”之称呢？--第一部称为“字典”的书，是清朝由张玉书等30人花了6年时间编成的《康熙字典》。康熙皇帝看后曾说这部书“善美兼备”，可奉为“典常”，因此命名为“字典”。以后，凡是这类解释单字的书，就都称作“字典”了。~~~“汉语”时期：确立白话文为汉语主流这个时期的辞书代表作是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老一代语言学家参与编纂的《国音字典》和《国语词典》。我国最早冠以字典名称的辞书是《康熙字典》，然而它规范的是文言文，与真正的语文相距很远。上个世纪20年代新文学运动开始以后，白话文开始盛行，但却一直缺少真正的语文规范，连字词的读音问题都无法确定。于是当时兴起了“国语运动”，目的是谋求“国语统一”，“使天下语言一律”。这个“律”就是语言的标准。1913年“读音统一会”决定“国音”的标准是：以北京语音作基础，同时吸收方言的一些特点；分尖团，保留入声。这是一种南北混合的音，不能成为标准，自然无法推行。只能改弦更张。1924年“国语统一筹备会”决定完全采用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这样才解决了辞书的注音问题。随后编出的《国语词典》、《国音字典》基本确立了白话文的主流地位，同时也为白话文提供了基本的语言规范。但是从这两本字典的对字词的释义来看，与现代汉语的规范，还有非常大的差别，比如“刀”字，1948年出版的《国音字典》的注释是：1、供切割斩削之利器；2、古钱币名，作刀形故称；3、小船。我们可以看到，2、3两个释义其实都是“刀”字在文言中的用法，在现代汉语中如果这样使用“刀”字，显然是不规范的。所以说，老一辈语言学家编就的这两部辞书，主要是确立了白话文的基本规范，而更符合时代精神和现代规范的辞书，要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才出现。“现代”时期：引入新知识确立新规范 1953年，《新华字典》正式出版，这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一本辞书，也是我国影响最大的辞书之一。 1949年以前，白话文已经确立了主流地位，特别是在苏区和解放区，白话文的应用更加广泛，但是已有的辞书文言色彩还是过于浓厚，已经不适合社会生活的需要，这时候，编写一本新的现代汉语词典显得迫在眉睫，这本辞书就是《新华字典》。《新华字典》由魏建功先生担任主编，采用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方式，曹先擢先生说：“《新华字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它以前没有一部能称得上完全合格的现代汉语字典，在它以后的现代汉语字典，是沿着它开辟的道路而不断改进的。”《新华字典》的现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词书里引进新知识的内容；根据现代汉语来收词(字)、注音、释义。引进新知识的工作，以前的辞书也在做，主要是通过翻译国外辞书实现，而根据现代汉语来收词(字)、注音、释义，《新华字典》有开创之功，我们同样来看这个“刀”字的解释，《新华字典》里面的释义为：1、用来切、割、斩、削的工具；2、纸张的单位(数目不定)。与5年前出版的《国音字典》相比，《新华字典》抛弃了文言文的释义，增加了新的解释，更重要的，是确立了词条释义的白话文文风。从此，现代汉语的语言规范被固定了下来。“规范”时期：标准细化，精品叠出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辞书是《现代汉语词典》；另外，从编者阵容和词典特色来看，《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可能会成为这个时期另一部具有代表性的辞书。《新华字典》的出版解决了汉语词典的现代化问题，但是汉语言本身还存在诸多不够规范和标准的地方，作为一部主要用于普及的小型词典，《新华字典》也没有完全确立各个方面的语言规范，于是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制定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5年)、《简化字总表》(1964年)等国家标准，其间又有《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的颁布与废止，直到1986年重新公布《简化字总表》，1988年颁布《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国家标准逐步完备。但即使如此，现在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中还是有不少地方没有国家标准，有的语文现象甚至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标准，这时候，辞书承担了更多的确立基本标准的任务。*给你参考希望让我做最佳解答* [^_^]

参考:（部份内容节录自网络）

字典是为字词提供音韵、意思解释、例句、用法等等的工具书。在西方，是没有字典的概念，全是中国独有的。字典收字为主，亦会收词。词典或辞典收词为主，也会收字。为了配合社会发展需求，词典收词数量激增并发展出不同对象、不同行业及不同用途的词典。随着吸收百科全书的元素，更有百科辞典的出现。历史图片参考：upload.wikimedia/***/zh/thumb/1/13/Erya-1996-07/180px-Erya-1996-07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尔雅》东方最早的字典可算是《尔雅》，成书时期大约在汉朝之前，因为《尔雅》把字分类并作出解释，儒家学者把《尔雅》归类为训诂。及后，大约在公元30年-124年

汉朝许慎编写说文解字，创立了六书理论，制定了中文字部首的基础，是字书中的佼佼者。 1190年，即西夏干佑庚戍二十一年，党项人骨勒茂才完成了西夏的第一部西夏文中文双语字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成为考古学家翻译西夏文的依据。在1716年(康熙五十五年）

第一部正名为字典的《康熙字典》正式面世。当中除了列举字的出处外，还罗列《唐韵》、《广韵》、《集韵》、《韵会》、《正韵》等等的反切，并对同音切语加以归并。 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为了翻译工作，编写了中国第一部英语学习字典《华英字典》。马礼逊在伦敦时候，曾经得到一名中国人的教导下学习一年汉语，抵达广东后，曾翻译《三字经》及《大学》，并且编写过汉语语法书籍，所以对中国文化及语言有一定了解。因此在《华英字典》可以找到很多出自《红楼梦》和《论语》的例句。《华英字典》是世界上第一本英汉－汉英对照的字典，篇幅大内容丰，有丰富的例句及解释，并收录大量成语、俗语。1844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英华韵府历阶》及1847年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英汉字典》都把它当作参照基础。 1866年，德国传教士罗存德在中国香港出版一部两卷本的《英华字典》，可算是中国香港最早的双语字典。罗存德在1848年到中国香港传福音，于1853年成为中国香港的中国福音传道会的主要负责人。他曾编写过《英话文法小引》及《英华行箧便览》。 1915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字典》。编纂的理念规范主义或描述主义从来是编纂字典的两个重要派别。描述主义者认为人为的规范是很不自然的事情。规范主义者却认为要保持语言的质素甚至纯洁，不应该任意让人在实际语言的运用中败坏了语言本身。在中国，正式使用字典一词，始于《康熙字典》。根据《说文解字》

典是五帝的书本，神圣尊贵的大册。其意义在于可以成为典范的书本，规范了字的意义及用法。这就是规范主义的例子。在西方，字典(dictionary)源于拉丁文中的dictio-(字)或者dict-(说话)。其意义在于收集字词及惯用语，描述日常语言的运用。这正是描述主义的例子。编纂的技术早期字典的编纂是由各地收集文章及口语记录来作参考。编纂人把这些每一个字词的资料一笔一笔地抄写到资料卡上。因为例句不足

往往需要由编写辞典的专家创造一些例句。由于早期的交通不便，记录不全，抄写缓慢，使编纂工作达至数十年，尤其是第一本辞典的编纂工作是十分浩大。创立了语料库.根据字词出现比率建立字频表，为语言学家及字典编纂人提供客观的数据，加快编纂速度。功能现代的字典都提供了很多功能，其中两大功能分别是：以沟通为主

帮助对文字的理解及翻译以知识为主

针对某事物来寻获知识字的排序中文字是表意文字，排列方式正是根据部首。部首在许慎创立时，共有540个，后来不断归纳淘汰，《辞源》中的部首只剩下240余个，到了《汉语大辞典》只有200余个。在1925年之后，部分中文字典开始使用由王云五发明的四角号码检字法，而大部分现代汉语字典的字词却跟据普通话音标来排列的。

参考: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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