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刘从云是谁刘湘神仙军师刘从云靠算卦带兵打仗，以及刘从云对应的知识点，文章可能有点长，但是希望大家可以阅读完，增长自己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可以解决了您的问题，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

刘湘的军师刘从云

张军

【摘要】：正算命先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出了位呼风唤雨的江湖术士,此人以相面灵验而负“神仙”之名,进而被刘湘延至府上,聘为军师,擘划方略,权衡机要,当是时也,朱紫由其月旦,政局由其把玩,其位势之盛,几不让于诸葛、伯温之辈。他,就是刘湘的军师刘从云。刘从云本名刘宗培,四川威远县人,约生于1883

【关键词】：刘文辉刘湘蒋介石军师道徒总指挥委员长四川二三十年代刘伯温【分类号】：K828【正文快照】：

算命先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四川出了位呼风唤雨白J江湖术士,此人以相面灵验而负“神仙”之名,进而被刘湘延至府上,聘为军师,擎划方略,权衡机甚.当是时也,朱紫由其月旦,政局由其把玩,其位势之盛,几不让于诸葛、伯温之辈。他,就是刘湘的军师刘从云。刘从云本名刘宗培。。。。。

【参考文献】：http://cnki.cn/Article/CJFDTotal-MGCQ199404016.htm

1927年春节，刘湘设宴犒劳21军军政研究所所有部属，该所为刘湘模仿黄埔军校而开办的一所军事政治学校，教材也以黄埔课本为蓝本。蒙王陵基推荐，刘航琛在该所担任政治历史教官。身穿长衫的刘航琛是席上惟一未着军服者，可能是这个原因，刘湘坐到他的旁边，当刘湘得知刘航琛为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时，眼睛一亮，热情地称之为“航琛兄”，并“礼贤下士”地邀请他参加四川督办公署的经济会议。从此二刘结识，两年后刘航琛正式成为刘湘的重要幕僚，在刘湘统一四川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可谓刘湘之“萧何”。 1927年，刘湘的财政负债已高达八九百万元，1928年，刘湘与杨森交战获胜，地盘扩大到二十八县，军队增至七万多人，但仍严重入不敷出。为此，于1929年刘湘起用刘航琛主管财政。刘航琛主动与刘湘约法三章：如果刘航琛营私舞弊，刘湘对他有枪毙权；如刘航琛与刘湘有重大意见分歧，刘湘对他有罢免权；除此之外，财政由刘航琛全权负责，刘湘不得下手令提款，也不得干预他执行预算。当时刘湘的部下动辄持刘湘手令到财务处支款，而刘湘为了笼络部属，往往听之任之，使财政亏空雪上加霜。刘航琛想把规矩立在前头，以防后患。

刘航琛就任财长处长后，开始实施他向刘湘提出的聚敛之策—“如仍照从前办法，仅赖征收地赋，强派捐税，决不可能筹到巨款来扩充军队。根本之计，在于加重税捐，争取盐税，整顿特税。但仍有缓不济急之时，必须仿照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化远期款为现款，以应急需。同时利用金融界和商帮的实力，作为缓急相通，不必将他们当做强派硬索的对象”。刘航琛一上任就精简机构、合并税局，这些税局往往为刘湘亲信部属及其亲朋所把持，贪污中饱，如雁过拔毛，税款到达督办公署时，已剩六成。为减少阻力，刘航琛说服刘湘兼任捐税总局总办，但捐税总局又归刘航琛的财务处管理。在刘航琛的建议下，刘湘将所有的三十多个捐税局全部裁撤，合并为捐税总局。本来打算在总局成立典礼上捣乱的师长、旅长们，见刘湘是总局总办，便都打不起精神来。合并税局后的第一个月，21军的财政赤字便告消灭，还盈余一百四十多万元，第二月结余二百七十多万元，刘航琛如数上报于刘湘，并保证，今后每月上缴金额不少于此数。刘湘惊喜之余，用这笔钱在重庆建立了一所拥有最新设备的兵工厂，此厂在刘湘、刘文辉为争夺四川主导权的“二刘之战”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其后，刘航琛便把眼光放在了盐税上，盐税作为国税，本应上缴国库，但在军阀混战时代，盐税则是军阀们稳定、可观的一笔军费。在四川，自贡等产盐区为刘文辉控制，而川盐运销的重要码头重庆则在刘湘手上。刘航琛以21军代表身份与刘文辉24军代表张富安、宁芷村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两军在重庆设立财务统筹处，张富安任处长，刘航琛任副处长，宁芷村任科长，平均瓜分盐税，双方各得二十万元。

刘航琛还在特税（鸦片税）上下足了功夫，刘湘政府以征收重税便可压制鸦片市场活力为由，公开征收特税。而刘航琛则发明了一条新规定：对原来不产烟土或少产烟土的地区，不论是否种烟，一律征收“亩捐”，金额相当于各县一两年的粮税；另外，还加收烟土运销税，凡上过税的烟土可以在本省销售，还可运销省外。刘航琛甚至还针对烟土销售终端设立了“红灯捐”和“瘾民捐”，凡是缴纳“红灯捐”者才有资格开设烟馆，凡是按月缴纳“瘾民捐”者才能公开吸烟，否则将受到罚款。

对于刘湘部下，刘航琛也板起面孔，对于支款要求，一概不理，甚至撕毁过刘湘的手令。此后，刘湘再未为部下下过支款的手令，直至去世。为了应付刘湘越来越庞大的军费开支，刘航琛开始向工商、金融业大肆举债。由于此前军阀“借款”，从无偿还之时，商人对军阀的信用怀有戒心，刘航琛召集银行、钱庄、盐帮头面人物开会，向他们借款，他们虽不愿借予，但迫于压力，不得不借出一些，权当被勒索了。但借据到期，有几人抱着试试的态度拿借条去财务处兑现，结果不但顺利收回借款，还得到了刘航琛的盛情款待。盐帮是四川首富，因怕得罪刘湘，不敢去兑现，刘航琛派人去请，亲自将银子交还。刘航琛追着还钱的新闻很快传开，从此打开了向工商界大肆借钱的通道。

他先是以债养债，到处挪账以应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到1931年，四川已成为两大军阀的竞技场，一方是刘湘，另一方是刘文辉。刘湘拥兵十多万，装备有军舰、飞机、大炮、重机枪等现代武器，并控制川东几十县，扼守着长江上游咽喉。刘文辉的防区也已发展到包括西康在内的七十余县，兵力亦有十多万。二人都想先统一四川，再称雄西南，甚至问鼎中原。此时，刘航琛通过税收、举债已不能应付军费开支，便准备化远期款为现款。刘航琛联合聚兴诚银行董事长杨粲三、美丰银行总经理康宝恕、川盐银行董事长吴受彤大量发行公债、库券，并仿照上海，在重庆设立证券交易所，并兼营申汇。这些举措，使刘湘在军事实力上明显优于刘文辉，成为在“二刘之战”中，刘湘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从1932年到1933年十月战争结束、刘文辉退守西康为止，21军共发行各种库券公债计有十项，总金额高达四千一百三十万元。“二刘之战”是四川二十多年军阀混战中，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次大战，一方面，四川的统一使政治趋向正轨，人民得以休息，为后来的全面抗战构筑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另一方面，战争也使川民饱受苦难。

在“二刘之战”前，刘航琛还作为刘湘特使，往返南京与重庆之间，向蒋介石示好，争取中央政府的支持。此间，刘航琛得以结识宋子文、蒋介石，刘航琛整顿四川财政的方案也深为他们所赏识。由于刘航琛得罪了刘湘的军师—神汉刘从云，又与王陵基往来密切，王后来驻防万县，扼守水路交通要道，刘湘深恐王、刘勾结，发生异端；受到刘湘猜忌，刘湘觉得刘航琛言大而夸，居心叵测，不易驾驭：所以刘湘上报中央请求批准的四川省财政厅长的人选并不是刘航琛，而是刘湘的亲信唐棣之。在宋子文的干预下，刘航琛挤掉唐棣之，成为首任四川省财政厅长。1935年2月，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省政府在重庆成立，刘湘出任主席，刘航琛也同时出掌财政厅。刘航琛当上财政厅长之前，就搞了一个《整理四川财政方案》。他受任财政厅长尚未回川就职，便把“方案”抄寄给上海《申报》，以“新任四川财政厅长刘航琛谈整理四川财政方案”的标题刊登出来。

四出省政府新成立时，财政上要急于解决的问题是编制1935年7月到1936年6月的年度预算，这个预算，根据全省各项开支需要将近7000多万元，还要加上省政府成立后，从2月到5月有支无收的几个月的贷款逐步筹还的数字。到1936年上半年编制7月至1937年6月的年度预算，支出约需8000多万元。在刘航琛任职期间，要解决财政上这样庞大开支，绝非易事。他重操故伎，采取整顿税收，开办新税。扩大信用，套取资金等办法，大量增加人民负担。

（一）极力整顿田赋收入。刘航琛为了加重田赋收入，过去曾制定田赋整顿方案，重新清理田地面积，使各县田亩，普遍增加。全川各县条粮，共计60多万两，辛亥革命后，折征银元，约每粮一两，折征为银元十几元，总共年可收入700多万元。本为一年一征，刘航琛附加3倍的所谓临时“剿赤”经费，这样实际成了一年四征，更加重了对农民的剥削。

（二）整理田地买卖和典当的税收。过去田地的买卖和典当都要课税，各县征收单位不一致，为了划一税率，把买契税改为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十几，典契税照契价每百元收百分之几。这样一改。两种契税，一年可收1000万元以上。

（三）全川验换契纸。刘在主持二十一军财政时，曾在防区各县办理过查验契纸，大契每张收1元，小契5角，白契补税，过期不验收罚金，每契还要另贴印花，搜刮民脂不少。他现在花样翻新，税金加重，把过去各防区印税的契纸，宣布完全无效，一律换成经国民党四川省政府盖印的契纸，才算合法有效。于1936年下半年开始实施。每张契纸验换时，100元以上的大契收费3元，100元以下的小契收费1元5角，典当契照减半收费。在一定期限内拿到征收机关验换的，不管红契或白契，均一律验换，白契不罚。这办法收到实效，特别是把陈年的白契都骗出来只补税不罚就验换了。验契每张收入虽微，但集腋成裘，超过预算两倍以上，达1500万元之多。

（四）加重屠宰税附加。全川各县市的屠宰税，原来系教育专款。刘航琛在正税之外，每头猪附加税收2元，以每年杀猪约四五百万头计，约可收税1000万元。

（五）实行货物一税制。他在废除苛捐杂税、关卡厘金的幌子下，实行在四川境内对进；出口货物只征税一次。凭票通行，不再征税。一税制在手续上简化了，也可避免一些收税人员的勒索，但在人民负担上并未减轻。税率是值百抽五，约计全年可收入800万元。

（六）继续征收禁烟税。这项税大体上分为两种区域征收：一是种烟区，一是非种烟区。对两种区域吃烟的人都要抽收红灯捐，种烟区要加抽烟窝捐。对于进出口的烟土抽过道捐，如云贵烟土运销四川，或由四川运销他省都要上税。四川省设有“禁烟总局”，各县设有“禁烟督查处”等机构，就是专管烟土种、运、售、吸等事宜，重庆一段时间还曾实行过烟土“统收统销”。刘在预算上的禁烟税收入，只列了几百万元，实际上要多好几倍。

（七）开办营业税。这项营业税于1936年度开办。在城市集镇各类商店就它的营业额按税率3%征收。经国民政府指拨为省地方收入。省政府还制定了营业税征收条例和施行细则，发给各县执行。开办初期，虽发生很大困难，有的县份还引起商人罢市的风潮。省政府以这项税收数字大，税源正常，责成各县县长负责贯彻实施，如果行不通，就唯该县长是问，用行政压力推行。

（八）改组成立省行、收回地钞、发行辅币。省政府成立后，刘航琛即改组四川地方银行为四川省银行，加拨资本80万，凑足资本200万元，并兼任总经理。当时四川财政困难，无款增资，刘便耍了一套“空中悬伞”的把戏。他以财政厅长名义饬令省行立出一个月期的本票2张，金额各40万元，交由财政厅转向重庆美丰、川康两银行各抵借40万元，此项借款即作为省政府拨给省行的增资款。时间不到一月，财政厅用面额140万元的四川省库券向省行抵押借款80万元，省行付给即期本票80万，财政厅即用以分别偿还美丰、川康两行借款，抽出原由省行立出一月期的本票退还省行。与此同时，财政厅又以95万元的四川建设公债向省行抵借58万元。这样，财政厅在四川地方银行改组为四川省银行的时侯，名曰增资80万，实际财政厅倒套借了58万元。这是刘航琛扩大信用，套取资金，惯用的手法之一。

刘航琛任省行总经理后，首先面临收回地钞问题。四川省地方银行于1934年成立，为解决刘湘军费开支的需要，一开始就发行“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简称地钞）。票面分1元、5元、10元3种。截至1935年4月9日止，地钞发行额达3300余万元，而现金准备只有300余万元，不及1/10。遂致现金日贵，地钞日贱，每千元地钞掉换现金，需补水达六七十元至一百七八十元。酿成重庆、成都发生严重的挤兑现象，甚至发生挤伤人和踩死人的事故多起。人心浮动，难以平息。刘航琛以财政厅长身份，一面邀集重庆金融界商议，决定将各行庄所有地钞，尽量交由“四川地方银行兑换券准备库”封存，组织“抵解委员会”，发行一种“抵解证”。此证可在市面流通使用，每月半、月底掉换一次，每半个月应得子金即附带注明于证内。子金由财政厅负担，归执证人所有。利率若干，则于月半、月底之前一日，由“抵解委员会”召集各行庄议定之。此法实行后，重庆各行庄共封存地钞700万元。地钞发行额虽有 3000余万之巨，但以川省幅员辽阔，外县流通者占多半。重庆一地封存700余万元不用，市面筹码顿形减少，挤兑之风因此和缓。同时派专车运现接济成都，风潮始暂平息下来。另一面又求助于蒋介石。蒋的中央统治势力伸进四川，在成都设立“委员长行营”，推行其法币政策，把发钞权收归中央。几经策划，由“行营”于1935年9月15日明令公布地钞按八折以“中央本钞”收销，使四川人民蒙受重大损失。

但在地钞于1936年11月20日全部以八折掉换中央本钞之前，刘航琛就向财政部请示由四川省银行发行5角辅币。四川省银行同各地银行、钱庄以签订合同方式领用辅币，以扩大发行。据1937年10月四川省银行帐面记载，实际发行额为998．3万元，已达到饱和点，以后奉令停止发行。辅币券纸质低劣，极易损坏，在流通过程中，散失很多，有相当一部分未能收回，使人民又遭受一次祸殃。

刘航琛发行纸币的野心，并不止此，也不因为发行条例的限制而把他束缚在只发行辅币的范围之内。相反，除了大量印刷5角的辅币外，还大量地印刷了5元、10元一张的大额钞票达一亿几千万元，不过这种大钞，碍于国民政府金融法令，没有发行出来。接着抗战爆发，刘湘死在汉口，刘航琛的财政厅长也随之垮台，他即把印制的大钞作为礼品送给宋子文，以献媚讨好的口气说：抗战发生，需要大批军费，增发钞票，势在必行。用省行名义印的钞票，只要涂去四川省银行字样，加盖财政部或中央银行图章就可发行。宋欣然接受、实行，这就增添了纸币泛滥、贬值的一部分筹码。

（九）发行公债。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还先后发行了“二十四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整理四川金融库券”、“二十五年四川善后公债”、“二十五年四川建设及换偿公债”，金额共达1．45亿元。在发行这样大量的债券中，刘航琛仍采取过去办法，以各家银行钱庄作为推销债券主要对象，分别给以不同利息和按票面额六折或七折推销。

（十）收兑利济期票。刘航琛任财政厅长后，重庆禁烟总局局长由唐华接任。对烟土实行“统收统销”，以便官方垄断专利。当时，重庆统收处官商合组“利济财团”（以川盐银行和美丰银行股本最多，遂由川盐董事长吴受彤、美丰总经理康心如分任财团总经理、协理），集资 500万元，作为收购基金，收购现金不足时，就开出期票收购烟商存货，再将收购烟土分发所属各县的禁烟分处销售。统收票由于存货积压，无法脱手，而烟商手上捏有不少烟土纷请收购，亦不能解决，加以派给各县禁烟分处的烟款收不回来，影响“利济”期票到期不能兑现。而“利济”期票，多数由盐商持向重庆金融界贴现，如期不能兑现，单是各银行头寸就积压 2000多万元，造成市面银根特紧。当时吴受彤和康心如为此事同唐华闹翻了，互相埋怨，大吵大骂。刘航琛在场，他当即装出竭力解决此事的关心态度说：把未兑现的“利济”期票，一齐收来拿给我，换给财政厅的期票，认二分利，统收处的存货归我出卖了来偿还。他这样作，表面上是把“包袱”转给财政厅，使市面银根活跃起来，而实际上他借机抓住这笔钱解救当时四川财政上的困难。

此外，刘航琛为了培植一批亲信，发展基层势力，在1935年上半年，开办“财训班”，以刘湘为班主任，自任副主任。一共办了3期，每期3至5月不等。结业后将这批人员调往省内各地征收机关，有的充任征收局长，控制了各地的财政收入。

总的，由于四川军阀防区制的打破，军事、政治、财政基本上趋于统一，在刘航琛担任财政厅长期间，由于他多方搜括民财，扭转了四川的财政困难局面，确已做到收支平衡，还有结余。蒋介石派参谋团入川的首要任务，在于统一改编四川的军队。据说当时全川各军核实编完过后，尚有二百七八十个团之多。改编以后，仍由各军军长统率，按名发饷，任何部队均不得再有增加，堵塞了各军任意扩充部队的门路。刘湘部队实力虽远超其他各军之上。但其野心不死，还要利用军、政、财大权在握，暗中发展部队，不断扩充自己的力量。刘湘将在原有部队之外，增加若干团的意图，同刘航琛商量，要他在财政上想办法，并提出购买武器需要2000万元左右。刘航琛极力表示愿意效忠，还拍着胸膛说：“甫公（即刘湘）尽管去办好了，财务完全由我负责。”

在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之前，刘湘就加强和扩大两个师。一个师的师长是刘树成，另一个师的师长是刘湘的舅子周晓岚。刘湘把这两个师视为对他最能效忠的部队。刘树成师驻防邛崃、大邑等县，即刘湘的故乡。周晓岚师驻防泸县、宜宾一带，即刘航琛的故乡。从驻防安排上是有其深刻用意的。这两个师扩大后的精良装备和军饷都是由省财政厅拨付。1938年 1月，刘湘死后，刘航琛仍应其遗孀刘周书的要求，按月汇给两师各1万至3万元，作为活动费用。此项汇款，由刘写立墨条交川康或川盐汇出，不久，王缵绪代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王和刘航琛间有矛盾，借口彻查财政厅帐目，下令逮捕刘航琛，刘航琛于是年5月出走香港，始停汇。

说到民国时的四川军阀，不能不提到刘湘这个人。刘湘其人据说很木讷，土得掉渣，不仅没有开过洋荤，比如像他的同房小幺叔刘文辉那样出身日本士官学校，而且连个四川的速成军官学堂几乎都念不下来，还是靠了老师的格外开恩，才得以毕业，挎上了东洋刀。川人从来勇于内斗，四川军阀自蔡锷讨袁始，就打个没完。虽然开始打的时候像演川戏，开仗之时总免不了有大批好事的市民扶老携幼前来观战，但打到后来，也是刀刀见血，枪枪死人。不过命运好像特别垂青刘湘这个笨人，四川的所有“牛人”，有些甚至够得上国家级的牛人，竟统统败在了他的手下：熊克武、刘存厚、杨森、邓锡侯，甚至连他吃过日本生鱼片的小幺叔，也在一场大战之后，退到了西康。可以说，自袁世凯以来，在成都这个地方做土皇帝的人不少，但***坐得最稳的，还是刘湘。

说到刘湘的成功，有一个人不能不说，此人姓刘，名从云，川人称为刘神仙。他的出名因两样东西，一是创立了一个名叫孔孟道的教门(可能是一贯道的一个变种)，道徒甚众;二是扶乩请神据说格外灵验。民国是个各种黑社会组织公开化的时代，各种秘密宗教纷纷登台，敢创教的人，多少得有点“法术”，不是打卦扶乩，就是气功治病。刘从云恰恰在两方面都有点名气，所以，自1925年开门，道徒就挤破门，刘湘也是在这一时期入的教。

当时，刘湘已经是四川王了，投到刘神仙门下，完全是因为神仙扶乩打卦准。自打入教以后，刘从云事实上成了刘湘的军师，所有的军政要事，都要经神仙通过乩盘来决定。也不知是神仙真的有神术，还是他阅历丰富，见机得准，或者是他门徒众多，耳目广，信息特灵，反正刘从云的乩语很是灵验，至少在刘湘那里比较灵，说这个事能成，八九不离，说这事不成，就是大费周章。特别是刘从云还成功地预测过一次以杨森为首的若干川军将领对刘湘的挑战，使得刘湘占得先机，大获全胜。

不过，即使是神仙，在得意之余，也难免有忘形的时候。很快，在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政要员的追捧下，刘神仙不再安于神仙府里的研究“预测学”，要直接插手军政事务了。先是编练了一支“神军”，一个师的建制，全由他的道徒组成，枪炮固然也要，但人家的特技是练刀枪不入的法术，跟义和团似的，惹得外面都传说刘湘有陆、海、空、神四军。在围攻川陕红军的时候，刘湘对刘从云的迷信达到了极点，居然让他当了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统一指挥六路围剿大军作战。当刘神仙身穿道袍，手执拂尘，将乩盘并扶乩的童子搬进指挥部之后，不仅让各级将领向他叩头，害得向来不信教的杨森老大委屈，而且总是拿乩语当军令，出发要良辰，开仗要吉日，行军路线都要按照他指定的“行军大吉”的方向。当然，军事地图他是看不懂的，所以有时部队居然走到了悬崖绝路上。显然，这样的总指挥是不可能不打败仗的。六路围攻一败涂地，刘神仙也只好夹起乩盘走人。

但愿那些求神仙的人和神仙本人，能记住当年刘神仙的故事。

好了，关于刘从云是谁刘湘神仙军师刘从云靠算卦带兵打仗和刘从云的问题到这里结束啦，希望可以解决您的问题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