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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天能致命于人，决定人类命数。“天命”说早在殷周时期已流行。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彝器铭文，“受命于天”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说明早在殷周时期，天命观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扎根了。

这用《易经》的话来说，叫做“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一。对于这里的命，后人注释道：“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天寿之属也。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人们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以及死生寿夭、穷通得失，乃至科场中举、货殖营利，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即命运是也。

命运的观点，在古代源远流长。由夏经商历周，至春秋时，孔子弟子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孔子进一步指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宋国的桓魑有一次想谋害他，孔子声称：“天生德于予，桓魑其如予何”(同上)!

总之，在孔子看来，一个人的生死存亡、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故孔子又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日》)。

儒家祖师爷孔子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按理说，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原来，他早年风尘仆仆，奔走列国，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可是到了后来，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才深深地省悟到，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然而这时他已是个五十左右的人了。“五十而知天命”，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与此同时，他不仅“知命”，他和他弟子还不遗余力大肆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君子属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的思想。这里他的说教是，一个人的生死贫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作为一个君子来说，非得知命不可，否则就够不上做“君子修的资格。正因为君子是“知命”的，所以他能安分守己，服从老天爷的安排，但是小人却不这样，他们不肯听从天命，往往冒险强求，希望有幸，意得个好结果。

当然，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孔子袋语》记录孔子的话说：“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我孔丘)哉!贤不肖者才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这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己可以把握的，至于机遇好和不好，是时间的问题（既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或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或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而是死还是活，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孟子·万章》上篇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意思就是，没有人叫他干，而他竞干了，这就是天意，没有人叫他来，而他竞来了，就是命运。同时他还举例说明，尧、舜的儿子都不肖，是因为舜、禹为相的时间太长．所以尧、舜的儿子不有天下；禹的儿子启贤能，而禹为相的时间义短，所以启能得到天下。以上这些，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从理来说，这属于天意，对人来说，这属于命运。天和命。实在是一致的。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还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年n会善不吉亚粤健'下尺甘；首而而芒．币会十h．坯地环老．非币等待天命，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后者是说，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无一不是命运，只要顺理而行，接着的就是正命。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因此，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这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无疑，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有着补充的一面。此外，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

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其时从上到下。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早在殷商时期，当时的统治者们，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是凶是吉?后来，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都和天时星象有关。《周礼·春官》记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是专管岁时星象，并从而窥探命运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祸福的一种职官。

命数，这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郭志诚等对数有一段很好的论述：“人为自然界天与地作用的产物，人在天地间生存、运动；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人、天、地及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古人认为，对这种数，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术数手段，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感知和认识它。”数是宇宙本质现象在度上的规定，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它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它是点和线，也是波和场。它是数字的学问，也是哲学的学问。它是清晰的，也是模糊的。

唐代大儒刘禹锡在《天论》中认为数是事物内部的联系，凡物必有数，由数可以得理，顺乘其势。他说：“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问焉。数存，然后势形乎其间焉……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气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倾。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又云：“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人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可见，数是考察事物的着眼点，通过数的分析，可以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

在孔子的学说中，还保存有“天命”的观点。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中，知道了乐天知命，才被称为君子。夫子到五十岁明白这个道理，一切通达了。

但是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叶有两位思想界的重镇，重行树起自由意志的大纛，为人生道德问题求得适当的解答。一位是康德，一位是叔本华。叔本华以为意志是不受因果律支配的，它是宇宙人生的原动力，它在一切宇宙人生动作之后，推动这一切的动作。它没有原因，它本身就是原因。人的行为完全受制于这不可测度的意志，所以人生是盲目的，也是不能自主的。他要解脱命定论的悲观，但是他自己却踏入另外一条悲观的路上。康德是接受牛顿力学的宇宙观的，然而他只是接受和承认他在现象的世界里的权威。（因为当时支配科学的原理，只以牛顿力学为最高；设如康德知道20世纪的近代物理学，他的学说是一定会有改变的。）他另外想出一个超越自然的世界来，安放道德的范畴，以为人类行为的准则。在这物质科学称雄的世界里，他三部深刻的“批评”，使人类在无可如何之中，得到一种道德的援助；也使康德成为一百余年来道德哲学的大师。

中国伦理思想中一种人生贵贱祸福观点。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都主张有命，并把命看成人事的最后决定者。一些儒家的代表人物提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认为人生的一切都受冥冥之中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主张乐天知命、逆来顺受。道家则从天道自然出发，否定人对自然的一切作为，其中庄子主张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东汉思想家王充认为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祸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人生的贵贱祸福与神无关，也与个人品行无关，而是取决于命，即由处于母体时禀受自然元气的厚薄所决定。王充站在唯物主义的无神论立场上反对福善祸淫的神学目的论,具有积极意义。作为一种伦理观的命定论，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抉择能力，也否认人们的道德责任，所以它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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