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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大学士明珠长子。他淡泊名利，善骑射，好读书，擅长于词。他的词全以一个“真”字取胜，写情真挚浓烈，写景逼真传神。

性德少聪颖，读书过目即能成诵，继承满人习武传统，精于骑射。在书法、绘画、音乐方面均有一定造诣。康熙十五年进士，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武官正三品。

妻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赐淑人，诰赠一品夫人，婚后三年，妻子亡故，吴江叶元礼亲为之撰墓志铭，继娶官氏，赐淑人。妾颜氏，后纳江南沈宛，著有《选梦词》“风韵不减夫婿”，亡佚。纳兰性德死时，年仅三十一岁，“文人祚薄，哀动天地”葬于京西皂荚屯。有三子四女。一女嫁与骁将年羹尧。

纳兰性德与朱彝尊、陈维崧、顾贞观、姜宸英、严绳孙等汉族名士交游，从一定程度上为清廷笼络住一批汉族知识分子。一生著作颇丰：《通志堂集》二十卷、《渌水亭杂识》四卷，《词林正略》；辑《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陈氏礼记说补正》三十八卷；编选《近词初集》、《名家绝句钞》、《全唐诗选》等书，笔力惊人。

纳兰性德以词闻名，现存349首，哀感顽艳，有南唐后主遗风，悼亡词情真意切，痛彻肺腑，令人不忍卒读，王国维有评：“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朱祖谋云:"八百年来无此作者",潭献云"以成容若之贵……，而作词皆幽艳哀断，所谓别有怀抱者也"，当时盛传，“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纳兰词》传至国外，朝鲜人谓“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

纳兰词初名《侧帽》，后名《饮水》，现统称纳兰词。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纳兰性德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降生在北京，其父是康熙时期权倾朝野的宰相明珠，母亲觉罗氏为英亲王阿济格第五女，一品诰命夫人。而其家族——纳兰氏，隶属正黄旗，为清初满族最显赫的八大姓之一，即后世所称的“叶赫那拉氏”。纳兰性德的曾祖父名金台什，为叶赫部贝勒，其妹孟古姐姐，于明万历十六年嫁努尔哈赤为妃，生皇子皇太极。其后纳兰家族与皇室的姻戚关系也非常紧密。因而可以说，纳兰性德一出生就被命运安排到了一个天皇贵胄的家庭里，他的一生注定是富贵荣华，繁花著锦的。然而，也许是造化弄人，纳兰性德偏偏是“虽履盛处丰，抑然不自多。于世无所芬华，若戚戚于富贵而以贫贱为可安者。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

纳兰性德因生于腊月，小时称冬郎，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数岁时即习骑射，17岁入太学读书，为国子监祭酒徐文元赏识，推荐给其兄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徐乾学。纳兰性德18岁参加顺天府乡试，考中举人，19岁准备参加会试，但因病没能参加殿试。尔后数年中他更发奋研读，并拜徐乾学为师。在名师的指导下，他在两年中，主持编纂了一部1792卷编的儒学汇编—《通志堂经解》，受到皇上的赏识，也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基础。他又把熟读经史过程中的见闻和学友传述记录整理成文，用三四年时间，编成四卷集《渌水亭杂识》，其中包含历史、地理、天文、历算、佛学、音乐、文学、考证等方面知识。表现出他相当广博的学识基础和各方面的意趣爱好。

纳兰性德22岁时，再次参加进士考试，以优异成绩考中二甲第七名。康熙皇帝授他三等侍卫的官职，以后升为二等，再升为一等。作为皇帝身边的御前侍卫，以英俊威武的武官身份参与风流斯文的诗文之事。随皇帝南巡北狩，游历四方，奉命参与重要的战略侦察，随皇上唱和诗词，译制著述，因称圣意，多次受到恩赏，是人们羡慕的文武兼备的年少英才，帝王器重的随身近臣，前途无量的达官显贵。

但作为诗文艺术的奇才，他在内心深处厌倦官场庸俗和侍从生活，无心功名利禄。虽“身在高门广厦，常有山泽鱼鸟之思”。他诗文均很出色，尤以词作杰出，著称于世。24岁时，他把自己的词作编选成集，名为《侧帽集》，后更名为《饮水词》，再后有人将两部词集增遗补缺，共342首，编辑一处，名为《纳兰词》。传世的《纳兰词》在当时社会上就享有盛誉，为文人、学士等高度评价，成为那个时代词坛的杰出代表。

在交友上，纳兰性德最突出的特点是其所交“皆一时俊异，于世所称落落难合者”，这些不肯脱俗之人，多为江南汉族布衣文人，如顾贞观、严绳孙、朱彝尊、陈维崧、姜宸英等等。纳兰性德对朋友极为真诚，不仅仗义疏财，而且敬重他们的品格和才华，就象平原君食客三千一样，当时许多的名士才子都围绕在他身边，使得其住所渌水亭（现宋庆龄故居内恩波亭）因文人骚客雅聚而著名，客观上也促进了康乾盛世的文化繁荣。究其原因，纳兰性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汉族知识分子学到他所倾慕的汉文化知识，而更重要的是他自身有着不同于一般满清贵族纨绔子弟的远大理想和高尚人格，这就显然使得他的举动背离了社会主流，从而成为后世的一个研究焦点。

1674年，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赐淑人。是年卢氏年方十八，“生而婉娈，性本端庄”。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美满生活激发他的诗词创作。但是仅三年，卢氏因难产而亡，这给纳兰性德造成极大痛苦，从此“悼亡之吟不少，知己之恨尤深”。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在以后的悼亡诗词中一再流露出哀惋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和怅然若失的怀念心绪。纳兰性德后又续娶官氏，并有侧室颜氏。值得一提的是，纳兰性德三十岁时，在好友顾贞观的帮助下，纳江南才女沈宛。沈宛，字御蝉，浙江乌程人，著有《选梦词》。集中悼亡之作“丰神不减夫婿”。可惜他们的爱情因纳兰性德的家庭原因以悲剧告终，沈宛回归江南。纳兰性德作为一代风流才子，他的爱情生活因而被后人津津乐道，也有捕风捉影的各种市井流言，最为盛传的是表妹入宫一事，但终不可考。

诗人落拓无羁的性格，以及天生超逸脱俗的秉赋，加之才华出众，功名轻取的潇洒，与他出身豪门，钟鸣鼎食，入值宫禁，金阶玉堂，平步宦海的前程，构成一种常人难以体察的矛盾感受和无形的心理压抑。加之爱妻早亡，后续难圆旧时梦，以及文学挚友的聚散，使他无法摆脱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悲观。对职业的厌倦，对富贵的轻看，对仕途的不屑，使他对凡能轻取的身外之物无心一顾，但对求之却不能长久的爱情，对心与境合的自然合谐状态，他却流连向往。他于康熙二十四年暮春，抱病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然后便一病不起，七日后于五月三十日溘然而逝。

纳兰性德虽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生命，但他却是清代享有盛名的大词人之一。在当时词坛中兴的局面下，他与阳羡派代表陈维崧、浙西派掌门朱彝尊鼎足而立，并称“清词三大家”。然而与之区别的，纳兰性德是入关不久的满族显贵，能够对汉族文化掌握并运用得如此精深，是不得不令人大为称奇的。

纳兰性德词作现存348首（一说342首），内容涉及爱情友谊、边塞江南、咏物咏史及杂感等方面。尽管以作者的身份经历，他的词作数量不多，眼界也并不算开阔，但是由于诗缘情而旖旎，而纳兰性德是极为性真的人，因而他的词作尽出佳品，倍受当时及后世好评。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就给其极高赞扬：“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来，一人而已。”而况周颐也在《蕙风词话》中誉其为“国初第一词手”。

纳兰性德词作先后结集为《侧帽》、《饮水》，后人多称纳兰词。纵观纳兰性德词风，清新隽秀、哀感顽艳，颇近南唐后主。而他本人也十分欣赏李煜，他曾说：“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而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此外，他的词也受《花间集》的晏几道的影响。

[编辑本段]作品赏析

纳兰容若著有《通志堂文集》二十卷，但大的的成就是在词上。他的词清新婉丽，独具真情锐感，直指本心，在他生前刻本出版后产生过“家家争唱”的轰动效应。在他身后，纳兰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第一学人”，清家词话和学者均对他评价甚高，王国维赞曰“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北宋以来，一人而已。”

到了民国时候，纳兰还是很出名的才子早逝的典例。有此为证：张恨水先生的《春明外史》中写到一位才子，死于三十岁的壮年，其友恸道：‘看到平日写的词，我就料他跟那纳兰容若一样，不能永年的……“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期里，研究界只关注社会性而忽略艺术性，认为纳兰容若的词，或写爱情或写友情，根本没有哪一首批评上层建筑，也没有哪一首关心劳苦大众，就连他那些描写边塞风光的词，也因笼罩着思乡怀人之愁郁，套不上“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套子。所以，当代每个选本在评论纳兰词时都要说些“内容单薄狭窄”、“思想境界不高”之类的话；在当代人编的书里，纳兰与纳兰词成了文学史的花边，成了可有可无的一抹闲笔。

这样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被重新审视，纳兰词的艺术性得到广泛的认可与重视。尤其自1985年值纳兰性德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之际，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成立，把纳兰研究推向一个高潮。1997年8月由台湾历史文学学会和承德纳兰性德研究会共同发起组织的“海峡两岸少数民族文学研讨会”在承德举行，纳兰性德研究是此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交流了一批有较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纳兰的家世、生平、思想及创作等得到日益全面而精深的研究。而对于普通大众，纳兰性德与纳兰词更得到了人们广泛的认可与喜爱，甚至有人概括为“社会现象”之说。

物性观照

在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写景状物关于水、荷尤其多。首先其别业就名为“渌水亭”。无论目前关于渌水亭所在地点的争议怎样，无论它是在京城内什刹海畔，还是在西郊玉泉山下，亦或在其封地皂甲屯玉河之浜，都没能离开一个水字。是一处傍水的建筑，或是有水的园囿。对于水，纳兰性德是情有独钟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水认作有生命的物质，认为是有德的。并用水之德比君子之德。滋润万物，以柔克刚，川流不息，从物质性理的角度赋与其哲学的内涵。这一点被纳兰性德这位词人尤为看重。

明代定都北京后，许多达官贵人纷纷在城内外营造私人花园。如城内的英国公花园、西郊皇亲李伟的清华园和漕郎米万钟的勺园，都是极负盛名的。到了清朝，特别是王室在西郊大兴园林土木，自畅春园始，到圆明园之鼎盛，三山五园，几成中国古代造园史上的顶峰。为了仿效，为了方便朝班，更是为了享受，王公大臣也在西郊购地，建起自己的园墅别业。明珠就在畅春园咫尺之处，兴建“自怡园”。取海淀、西山一带的山水之胜，构架了景似江南的私家花园。而纳兰性德把属于自己的别业命名为“渌水亭”，一是因为有水，更是因为慕水之德以自比。并把自己的著作也题为《渌水亭杂识》。词人取流水清澈、澹泊、涵远之意，以水为友、以水为伴，在此疗养，休闲，作诗填词，研读经史，著书立说，并邀客燕集，雅会诗书——一个的道的文化沙龙。就在他辞世之时，也没离开他的渌水亭。与之相比，同在水泉丰沛的海淀，武夫僧格林沁却造旱园，在园中起山神庙。权宦李莲英于海淀镇闹市中置产业三处，方便起居却无水趣。宗室商人萨利建宅通衢，招摇有余，风雅稍逊。试想，如果这位伟大的以水为性，借水寄情的词人没有了水，他的情感激发和创作灵感的迸出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几近干涸。如果以山为题、以山为怀，那他的艺术也定是另种风度了。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对荷花的吟咏，描述很多。以荷花来比兴纳兰公子的高洁品格，是再恰当不过的。出污泥而不染是文人雅士们崇尚的境界。它起始于佛教的有关教义，把荷花作为超凡脱俗的象征。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把梅、竹、兰、菊“四君子”和松柏、荷花等人格化，赋予人的性格、情感、志趣，使其具有了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蕴。郑板桥的竹、金农的梅、曹雪芹的石，都成了寄托文人心态、情感的文化图腾。而纳兰性德却认定了荷花。他的号为楞伽山人，有禅缘者，看重荷花，更在情理之中。纳兰性德所居，所乐之处均有水存在，水中的荷花更陶冶诗人的性情。瓮山泊畔有芙蓉十里，玉泉山下有芙蓉殿，渌水亭边碧水菱荷，皂甲屯明珠花园西花园遗址仍残留水沼，出土莲花纹汉白玉栏板……这无不说明它与纳兰性德的生活、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它与词人的精神始终同在。

中国历代文人追求对物质性理的认识，并把它与人生观、世界观等哲学概念联系起来，指导生活、事业、并把它艺术化。在哲学的理性与艺术的热情的交汇点上有所生发。纳兰性德也不例外，他以诗词的形式，以杰出的艺术互为观照着他的哲学理念。

风物起兴

纳兰性德的诗词中，有不少是因扈驾游历北京西山一带风景名胜时写作的。这些地方至今几乎都有迹可寻，有史可稽。这些因名胜古迹生发的感慨和情致出之有处。通过对所写地方进行体察，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认识纳兰性德此类诗词创作的起因和他丰富的文史知识，以及对客观事物形象准确的感受。纳兰性德曾随康熙幸游“八大处”宝珠洞。他扈从玄烨凭高远望，写下《望海潮·宝珠洞》“漠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白日空山，夜深清呗，算来别是凄凉。往事最堪伤，想铜骆巷陌，金谷风光。几处离宫，至今童子牧牛羊。荒沙一片茫茫，有桑干一线，雪冷雕翔。一道炊烟，三分梦雨，忍看林表斜阳。归雁两三行，见乱云低水，铁骑荒冈。僧饭黄昏，松门凉月拂衣裳。”站在平坡山巅宝珠洞眺远亭上，宜南向、东向眺望。南望，永定河一线漂渺如带似纱由它千万年泛滥冲刷形成的西山洪积扇，不但形成北京平原，在北京古地理上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且至今在其两岸仍可见大片荒沙，累累土岗。山下不远是八宝山、老山、田村山、石景山，两千年前的汉墓早以少为人知，山脚下元代翠微公主的陵墓湮没无寻，明代贵戚葬地已被清朝王公坟茔逐渐取代。东南望，辽金残毁的城垣尤在，元大都址上的明清北京城紫气东来。辽宋于会城门北、紫竹院一带进行了“高梁河会战”辽军铁骑的驰援，使宋军大崩溃。金兵攻陷辽幽州城，在其上建中都城。元人将金中都付之一炬后，东移城廓建大都城。历史变迁，王朝更迭，都邑兴废，引发了纳兰性德的无限感慨。纳兰性德从驾到西山黑龙潭，写下《忆秦娥·龙潭口》“山重叠，悬崖一线天疑裂。天疑裂、断碑题字，古苔横啮。风声雷动鸣金铁，阴森潭底蛟龙窟。蛟龙窟，兴亡满眼，旧时明月。”黑龙潭位于画眉山北，在山嘴处东北石崖下。这里石色青黑，树木萧森，荫浓苔滑。泉水従深潭底冒出，

[[编辑本段]纳兰世家

纳兰纳兰家族入关前可上溯至海西女真叶赫部。其部首领贝勒金台石在对抗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女真的战争中，城陷身死。纳兰其子尼雅韩随叶赫部迁至建州，受佐领职。在满州入关过程中，积功受职牛录章京（骑都尉）。尼雅韩妻墨尔齐氏，有长子郑库，次子明珠。纳兰明珠生于天聪九年十月初十（1635年11月19日）早年任侍卫，従銮仪卫治仪正迁内务府朗中，内务府总管、弘文院学士、刑部尚书、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加太子太傅，又晋太子太师，成为名噪一时，权倾朝野的康熙朝重臣。人以“相国”荣称。他官居内阁十三年“掌仪天下之政”在议撤三藩，统一台湾，抗御外敌等重大事件中，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作为封建权臣，他也利用皇帝的宠信，独揽朝政，贪财纳贿，卖官鬻爵，被参劾，在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中，经历荣辱兴衰，有起有落。明珠妻觉罗氏为努尔哈赤第十二子英亲王阿济格正妃第五女。有三子：长子纳兰性德，次子纳兰揆叙，三子纳兰揆方。纳兰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1655年 1月19日），17岁入太学读书，18岁中举，22岁考取进士，被康熙授三等侍卫，以后升二等侍卫，再升为一等侍卫。他作为乾清宫侍卫，于皇帝左右，随侍扈従，由于才华出众，为皇上看重，有词集《侧帽集》、《饮水词》刊行于世。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685年7月1日）纳兰性德病故，享年31岁。纳兰性德17岁时与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卢氏成婚，两人情感甚笃，婚后三年卢氏不幸亡故。纳兰性德又续娶关氏。纳兰性德有三子，长子富格为侧室颜氏所出，次子富尔敦为卢氏所出，三子富森为沈宛出。其孙名瞻岱。北陵龙壁纳兰揆叙，明珠次子，初为佐领、侍卫，后由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擢掌院学士，兼礼部侍郎，迁工部右侍郎，转工部左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仍掌翰林院事，著有《益戒堂集》、《鸡肋集》、《隙光亭杂织》、《后识》。因为立储问题使康熙震怒，又被上疏以流言盛传遭指责。至雍正朝其身后名份又进一步被贬，直至乾隆年才得以恢复。揆叙妻耿氏为耿聚忠之女。耿聚忠是清初“三藩”之一耿精忠三弟；靖南王耿继茂之三子。耿聚忠娶安郡王岳乐之女和硕柔嘉公主为妻，生耿氏。由于此种关系耿氏出入皇宫，上下以格格称呼。耿聚忠因忠于清王朝，未従“三藩之乱”，被加太子太保衔得善终。纳兰揆方为明珠三子，其妻为礼亲王代善曾孙和硕康亲王杰书第八女，是为郡主。揆方作为和硕额附（郡马），其礼遇与公爵同。揆方夫妻双双相继而亡，留有二子：安昭、元普。后经康熙命均过继给揆叙夫妇，并改名永寿、永福。纳兰永寿于十六岁任佐领、侍卫，正黄旗满州副都统，礼部右侍郎，又改任兵部左侍郎，永寿娶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含太公之女阿氏，生有四女，其一女后来做了乾隆弘历的舒妃。兰纳兰永福与皇九子允禟之女三格格成婚，官至内务府总管。他因与岳丈皇九子允禟的亲缘关系，先后支持允禧、允禵谋取皇位，结怨于皇四子胤祯，成为雍正的政敌，为其所恶，被革职。后任盛京户部侍郎，直至乾隆四年。纳兰瞻岱为纳兰性德之孙，官至乾隆朝正红旗满州副都统，提督直隶总兵都督同知。并追赠其父福格为光禄大夫正红旗满州副都统，又晋赠光禄大夫提督直隶总兵官都督同知。其母卢氏，生母颜氏也“并诰赠一品夫人”。纳兰纳兰家族因封建贵族制度而世代为官，并一度位极人臣，通过血缘、婚配等与清王朝构成千丝万缕的联系。纳兰性德本人及胞弟揆叙和儿子福格均极具才学；父兄子弟所供职官亦文武兼俱，由此构成的家族世系，是封建上流社会的缩影，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

[编辑本段]与“红学”研究的交叉

纳兰轰轰烈烈的“红学”研究已经进行百载有余了。其中有不少文宿、巨匠参与研究，并取得不少成果和进展。不但伟人毛泽东对《红楼梦》研究有评述，就是前溯百载，清代的皇帝，公子王孙也厕身其中。但凡研究“红学”的人对明珠，纳兰性德都会有所了解。乾隆算得上是第一位红学家。当和坤进呈《红楼梦》，乾隆读后曰：“此盖为明珠家事作也。”一句话，把《红楼梦》与纳兰家联系起来。且不说此推论是否真有道理，天子首开一家之言，根据他的阅历提示了两事物间的联系可能。

纳兰明珠、纳兰性德和曹雪芹都是清初到中期“康乾盛世”中人，相继前后。他们的家世与经历，有许多共同之处，是那个时期的政治、文化现象的集中反映。

纳兰首先，纳兰性德与曹雪芹祖父曹寅同入值宫禁，均为大内侍卫。据考，这种同事关系可能还非同一般。他们都极富文采，一个是满人通过发奋勤学，成功地加入到中原主流文化的行列。另一个是祖代家风，把成熟的汉学带入旗籍。従两个不同角度达到同工之妙，对满汉文化融合作出努力。现在最能作证的便是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与随康熙南巡驻跸织造署的纳兰性德的诗文交往。

纳兰纳兰有词《满江红·为曹子清题其先人所构楝亭·亭在金陵署中》：

纳兰籍甚平阳，羡奕叶流传芳誉。纳兰君不见山龙补衮，昔时兰署。纳兰饮罢石头城下水，移来燕子矶边树。纳兰倩一茎黄楝作三槐，趋庭处。纳兰延夕月，承晨露。纳兰看手泽，深余慕。纳兰更凤毛才思，登高能赋。纳兰入梦凭将图绘写，留题合遣纱笼护，正绿阴青子盼乌衣，来非暮。

纳兰此外，纳兰性德还著文《曹司空手植树记》。

纳兰同是帝王的近臣，纳兰是帝王身边与文化人士联系的桥梁纽带。曹寅是外放江南，一面任官，一面监视江南文人举动，为朝庭笼络人才的密使。他们的作用方向不一样，但目的和归宿却是一样的，都是清王朝进行文化统治的干将与助手。这便是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扮演的同一角色，以及在文化职能方面的共同之处。

纳兰再者，纳兰家族和曹氏家族都是封建官僚世家。従龙入关，立有功勋，并数代承袭官爵，是功名奕世，钟鸣鼎食之家。纳兰家不但是的道的正统满州贵族，従血缘上与王朝有着复杂交叉的关系。曹家祖上是明朝辽东驻军军官，后降清改籍，入包衣例，属帝王家臣，曹寅的生母曾是康熙的乳母，曹寅当过皇帝的侍读（同学），曹雪芹的姐姐又是礼亲王之子，平郡王纳尔苏的王妃。曹家世袭江宁织造职达六、七十年。尤其不要忘记的是纳兰性德，曹寅与康熙皇帝是年龄相近的“一起玩大”的年少君臣。

织造署旧址纳兰纳兰家与曹家不但在王朝的关系上，而且在家世上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祖上都是従龙入关的老资格，并在清王朝定鼎华夏后发迹。两个家族都有一定的文化传统，注重文化建设。明珠是满汉文化融合政策的支持者，自已曾领衔主编过一批清初的大部头书籍。他对自家子弟的文化进修、发展，尽了心力。儿孙中有著名词人纳兰性德，有翰林院掌院学士揆叙，还有喜读书、善藏书的孙子福格。而曹家祖上就是明朝辽阳驻军的游击衔炮兵教官，之后的曹家子孙均是文才出众，并乐于广交天下名士的官员。他们的祖上虽都是武官出身，但在文化的过程和完善文治的大形势下，较早地顺应这个趋势，完成了这个转变。诗书传家，崇文重礼。两个家族都有着“烈火烹油，鲜花著锦”的辉煌，都是“诗书簪缨之族”。但也都遭遇撤职抄家的厄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把一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斗争与家族盛衰演绎得如此维妙维肖，再现得如此淋漓尽致。纳兰王朝的政治风云变幻深深影响着他们家族的命运。他们家族内部的矛盾发展，家势的炎凉，也微缩、反映了王朝的兴衰。它们互为影响，互为观照。明珠与大多数封建官吏一样，由于权势渐重，也重蹈把持朝政，背公营私、贪财纳贿覆辄，被御史参劾，遭撤职抄家的处分。他的府邸家园被另一个侫臣巨贪和坤看中，据为已有。而曹家赫赫近百载，却被告挪用资财，出现亏空被撤职查抄，其织造之职被另一个叫隋赫德的贪官接替。这种陈陈相因并非以良继莠，正是统治集团

内部斗争的结果。他们两家都曾自觉不自觉地卷入宫廷权力斗争，属于皇八子允禩、皇九子允禟朋党。纳兰性德大弟揆叙因在立储问题上重提“八阿哥”，玄烨震怒，被降职。雍正更是穷治政敌，死人也不放过。降谕在揆叙墓碑上铲去旧字，改刻“不忠不孝柔奸阴险揆叙之墓”昭示永久。而揆方因婚姻关系，也自然在皇子朋党之列，亏得早逝，荣辱由他。而曹家也因为立储问题与皇八子和皇九子结为同党，被雍正恶之，一除为快。因在江宁织造衙门旁万寿庵发现曹家为允禟收藏铸造的铜狮子，找着把柄、差错，便削职为民，充军发配，一捋到底。两个家族同样在封建制度回光返照的“康乾盛世”里尽历了荣辱盛衰的轮回。纳兰性德本人虽然没有象晚些时候的曹雪芹那样，亲历家道衰败。但他的婚姻、事业好景不长，似乎也鬼使神差地预示着水满则溢，月圆必亏，“盛宴必散”的规律。应该看到，这一现象并不仅限于纳兰和曹氏家族。而是一般事物的发展规律，更是封建王朝中的普遍现象。这也正是他们家族史的社会意义所在。

余怀《板桥杂记》载：“顾媚字眉生，又名眉，号横波，晚号善持君，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须，弓变纤小，腰肢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

今日要说的这位，与上面的著名文人余怀，情谊颇深，这也有可能，就是他对于秦淮八艳有颇多了解的原因吧！

顾眉生是地地道道的南京人，也是秦淮八艳中地位最显赫的一位，受清朝诰封的“一品夫人”。

顾眉生与其他七人，不同之处在于，她从小就卖身于青楼，老鸨对她颇为看中，花重金培养，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许是出生青楼的关系，她从不在意世俗的眼光，也因此成为秦淮八艳中最具争议的人。

据说当时的理学家黄道周常以"目中有妓，心中无妓"自诩，所以众人趁他酒醉时，请顾眉生脱去衣物，与他同睡，试试他是否真有那坐怀不乱的本事。顾眉生对此也是丝毫的不介意。

说到顾眉生，就不得不提她的眉楼。

顾眉生不仅找来了南京城最好的厨师，还将眉楼的膳食打造得十分精巧细致，那些官宦子弟、江南名士到最后，都以到眉楼摆宴为会客之道，更是因此将这眉楼，说成是隋炀帝的迷楼。

顾眉生的名声大了，烦恼的事情也就接踵而来。

那日，有二人为了顾眉生争风吃醋，觉得她偏心，一人心生嫉妒，与另一人合起伙来醉酒闹事，最后还打起了官司，诬告顾眉生藏匿金犀酒器，想借官府羞辱于她。

没想到当时的文人余怀，为她喊冤，并附一文声讨。而当时的南京兵部右侍郎，刚好是那闹事之人的叔父，为了不让他被人抓了把柄，影响了自己的仕途，那叔父狠狠地责骂了他一番，并让他回乡去，此事才算了结。

也从那时起，顾眉生对余怀另眼相看，还在他生日时为他表演庆祝。奈何二人始终缘浅，只能错过。

此时的顾眉生突然就厌倦了风月，从良的想法油然而生。

晓窗染研注花名，

淡扫胭脂玉案清。

画黛练裙都不屑，

绣帘开处一书生。

  ——龚鼎孳《白门柳61登楼曲》

缘分就是这么神奇，龚鼎孳的出现，让顾眉生找到了恋爱的感觉。奈何相聚短，他还要上京赴任。

花飘零，帘前暮雨风声声。

风声声，不知侬恨，强要侬听。

妆台独坐伤离情，愁容夜夜羞银灯。

羞银灯，腰肢瘦损，影亦伶仃。

于是，临别前，一首《忆秦娥》，道尽相思之情。

才解春衫浣客尘，

柳花如雪扑纶巾。

闲情愿趁双飞蝶，

一报朱楼梦里人。

同样的相思，同样的情，两人不断地碰出爱的火花。

又是一年七夕节，龚鼎孳向顾眉生表白心意，意欲娶之。

那一年，龚鼎孳25岁，顾眉生21岁。

后来，顾眉生干脆关掉眉楼，离开南京，不顾一切，北上寻情。

那一年，恰逢战乱。李自成、张献忠攻近北京，后金的大军也已至山海关。

整整一年，顾眉生蓬头垢面，吃尽苦头，终于与龚鼎孳相见。

无巧不成书。

见面时，正值龚鼎孳在朝中四面楚歌，孤立无援之时，此时得见顾眉生，令他欣喜若狂，当即便娶了顾眉生入门。他也因此后遭众人弹劾，官职被贬。但是，他并不以为意。龚鼎孳自知，危急之时，只有顾眉生陪在身边支持鼓励他，此情此恩如何能够回报？

所以，纵使所有人反对，也没能阻止他们。

那一年，顾眉生24岁，以妾之身嫁于龚鼎孳，改名“徐善持”。

三年后，李自成攻下京城，龚鼎孳带着顾眉生阖门投井，未死，被俘虏，后接受官职，巡视北城。后又降清，龚鼎孳作为三朝之臣，做到了礼部尚书，顾眉生也曾劝过夫君以死殉国，可龚鼎孳哪里舍得下自己的前途和眼前的美人在怀！

先后做了三朝之臣，龚鼎孳的正室董氏，因已授明朝诰命，不愿再接授命，所以让封号于顾眉生。顾眉生也不推辞，堂而皇之地接受诰命，封为“一品夫人”。

39岁时，龚鼎孳带顾眉生故地重游，经过南京时，邀众姐妹相聚，一心想为夫君添个儿子的她，多次去寺庙上香祈求，却未能如愿，40岁时，有一女儿，数月后也是夭折了。从此再无后。

45岁后，顾眉生一病不起，卒于北京铁狮子胡同。龚鼎孳在北京长俸寺建妙香阁纪念。

顾眉生的一生就此，也算的上是善始善终了。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如果喜欢的话，就为我点个赞吧！

（本文素材来源于《苏东坡新传》。权当资料整理，以备日后记诵查阅。）

苏轼第一次做官，是去凤翔做签书判官。与弟弟分别的时候，苏轼止不住落泪，在马上写了一首诗，寄给苏辙：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

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去凤翔做官，有马梦得同行。

有一天，苏轼去找马梦得，马梦得没有在家。苏轼随手抓起笔来在他书斋壁上，题了杜甫《秋雨叹》的三首之一。那首诗是以资质明丽的决明草，将在风雨中随百草一同烂死，用来比喻书生的命运，感慨最深的一章：

雨中百草秋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

著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

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

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写者无意，读者有心，马梦得看了，决心不做这终身坐冷板凳的学官，宁愿跟从苏轼到凤翔府去做幕僚。

在凤翔期间，苏轼趁着新年假期，游山玩水，访古、读画、写诗，这才是他的兴趣。

所幸王弗夫人贤淑，使他由衷敬爱；与弟辙虽然远别，但是还可通信。“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苏轼《次韵子由辛丑除日见寄》

薄宦驱我西，远别不容惜。

方愁后会远，未暇忧岁夕。

强欢虽有酒，冷酌不成席。

秦烹惟羊羹，陇馔有熊腊。

念为儿童岁，屈指已成昔。

往事今何追，忽若箭已释。

感时嗟事变，所得不偿失。

府卒来驱傩，矍铄惊远客。

愁来岂有魔，烦汝为攘磔。

寒梅与冻杏，嫩萼初似麦。

攀条为惆怅，玉蕊何时折。

不忧春艳晚，行见弃夏核。

人生行乐耳，安用声名籍。

胡为独多感，不见膏自炙。

诗来苦相宽，子意远可射。

依依见其面，疑子在咫尺。

兄今虽小官，幸忝佐方伯。

北池近所凿，中有汧水碧。

临池饮美酒，尚可消永日。

但恐诗力弱，斗健未免馘。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三月，因久旱不雨，苏轼祈雨于太白山之上清宫。数日后，虽有小雨，但是百姓认为不够，于是，再陪宋太守亲往祭祷，回程路上，便见道中有云气自山中来，如群马奔突而至车座左右，苏轼一时好奇心起，作《攓云篇》。

不久，大雨倾盆，老百姓奔跃欢呼，垂枯的小麦生气洋溢。苏轼以北亭为喜雨之所，作《喜雨亭记》。

重九之日，他不愿参加群官欢聚的“府会”，独自一人跑到东门外的普门寺去玩，怀乡念弟，心情郁闷。作《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诗：

花开酒美盍言归，来看南山冷翠微。

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

明年纵健人应老，昨日追欢意正违。

不问秋风强吹帽，秦人不笑楚人讥。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

宋代 苏轼

岐阳九月天微雪，已作萧条岁暮心。

短日送寒砧杵急，冷官无事屋庐深。

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

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

江上同舟诗满箧，郑西分马涕垂膺。

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官舍度秋惊岁晚，寺楼见雪与谁登。

遥知读《易》东窗下，车马敲门定不应。

苏辙不愿去商州赴任，苏轼作诗安慰道：

《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著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著书多暇真良计，従宦无功谩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近従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

说客有灵惭直道，逋翁久没厌凡才。

夷音仅可通名姓，瘿俗无由辨颈腮。

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章子，惇也。

）辞官不出意谁知，敢向清时怨位卑。

万事悠悠付杯酒，流年冉冉入霜髭。

策曾忤世人嫌汝，《易》可忘忧家有师。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

自秋到冬，苏轼身体一直不好，十一月间，大雪数日，索性赖在床上不起来，年前年后，怀念故乡，作《馈岁》《别岁》《守岁》及《和子由踏青》《蚕市》诸诗。

嘉祐八年（1063）三月，仁宗皇帝崩于福宁殿，四月一日，皇太子赵曙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少体弱，时方卧疾，由光献太后曹氏权同处分国事。

陈贤亮来凤翔任太守。嫌一个差役称呼苏轼为“苏贤良”，居然把那吏役打了板子，这当然使苏轼十分难堪。

苏轼写的公事，陈贤亮也毫不客气地涂抹删改，往返不休，此在以文章自负的苏轼，更不容易忍受。

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同僚晋见，任在客座中等候，久久都不出来接见，甚至有人在客位中打起瞌睡来。苏轼心生不平，作《客位假寐》诗，讽刺他：

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

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

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

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

两人之间的摩擦，造成日深的成见。陈希亮竟然抓住苏轼的小毛病上本弹劾他，朝廷下旨罚铜八斤。很久之后苏轼才知道，陈希亮是为了让他厚积薄发，不要因年少轻狂误事。

治平二年（1065）正月，苏轼返京，与父亲和弟弟一家团聚。旋奉诏命，差判登闻鼓院。

苏轼作《夜值秘阁呈王敏甫》诗，一时也颇有些许富贵气象：

蓬瀛宫阙隔埃氛，帝乐天香似许闻。

瓦弄寒晖鸳卧月，楼生晴霭凤盘云。

共谁交臂论今古，只有闲心对此君（藏书）。

大隐本来无境界，北山猿鹤谩移文。

至五月二十八日，苏轼忽又逢丧妻之痛。夫人王弗时仅二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还不满七岁。他俩的婚姻生活只有十年，而这十年里面，正是丈夫出外求取功名，家庭残破，离合无常的艰难时期。

苏轼作《亡妻王氏墓志铭》说：“君得从先夫人于九泉，余不能。呜呼哀哉！余永无所依怙。君虽没，其有与为妇，何伤乎！

十年后，苏轼梦见王弗，作《江城子》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距妻亡十一个月，治平三年（1066）之四月，老父忽又疾革，二十五日逝世，享年五十八岁。

苏轼苏辙回乡安父，父辈蔡褒在他纱縠行的老宅中为种荔树一棵，说待荔树长大，望能见他回来。

但是苏轼此去，过了二十二年，他还在杭州任上，不能还乡，《寄蔡子华》诗，无限惆怅：

故人送我东来时，手栽荔子待我归。

荔子已丹吾发白，犹作江南未归客。

江南春尽水如天，肠断西湖春水船。

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

霜髯三老如霜桧，旧交零落今谁在。

莫従唐举问封侯，但遣麻姑更爬背。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正式即位。

神宗对于当时的保守政风及那些老成的旧臣，本不满意，一听安石变风俗、立法度的新论，有深得我心，契合非常之感。这情形，很像秦孝公之得商鞅，刘备之见孔明，君臣遇合，如鱼得水。

从此，神宗只听王安石一人。

王安石被宋神宗任命执政，御史中丞吕诲首先发难，上书弹劾王安石。当时司马光还说他：“众喜得人，奈何论之。”吕诲说：“安石虽有时名，然好执偏见，轻信奸回，喜人佞己，将败国事。”

结果，王安石上任以后，果然固执己见，力排众议，大力推行变法新政。按理说，王安石变法都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措施。问题在于操之过急。王安石最大的失策，始因于他的性格。

像推行新法这样的大事，经纬万端，人事上的助力非常重要，而他却刚愎自用，不惜牺牲本来很好的关系，如欧阳修、富弼是竭力掖进他的前辈，司马光是同辈中的好友，程颢、苏辙且都与他共事，他都轻予放弃。

而失败则在于“所用非人”，君子不愿与他合作，则小人就乘虚而入，人们都说，王安石独善柔佞逢迎之辈，“法非不良，而吏非其人”。熙宁变法的失败，这是最大的症结。

王安石变法，诸多元老旧臣如张方平、范镇、富弼、司马光等公然反对。苏轼也不赞同。

因为苏轼为学，基于传统的儒学，比较守旧，他的政治思想，以“人性本善”为出发点，认为道德乃人性之根本，政治不过用以矫治而已，所以道德与政治必须相辅而行，才成治道。

苏轼曾经上书神宗，给变法扣上了一顶道德风俗的大帽子：

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

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

又道：

夫兴利以聚财者，人臣之利也，非社稷之福。省费以养财者，社稷之福也，非人臣之利。何以言之？民者国之本，而刑者民之贼。兴利以聚财，必先烦刑以贼民，国本摇矣，而言利之臣，先受其赏。

把矛头直指主张变法的王安石。

苏轼，对于法家的抨击更为激烈，在凤翔作《石鼓歌》，初见端倪，《志林》中有一节，“商鞅用于秦”，更说：“商鞅以苛法治秦，桑弘羊以理财佐汉，二子所操皆‘破国亡宗’之术。后世虽谬加称道，而自君子视之，二子之名如‘蛆蝇粪秽’，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

因为苏轼才动四方，言辞愤激，所以，王安石认为，反对派都是苏轼挑动起来的。在王安石眼中，苏轼是个可恶的游说之士，是反对派领袖司马光幕后的智囊人物。

所以，神宗本有意起用苏轼，在与王安石商议时，都被王安石否定了。可以说，苏轼以文章闻名于世，也是毁在文章上面！

张方平极言新法之害，不忍亲见这样的朝局，力求外放。神宗多方挽留，而方平去意甚坚，于是到陈州任职。跟神宗告别时，神宗还问：“能复稍留乎？”对曰：“退即行矣。”

方平辟苏辙为陈州学官，二月，辙亦离京，苏轼更是孤单，后作《次韵子由初到陈州见寄》诗：

旧隐三年别，杉松好在不？

吾今尚眷眷，此意恐悠悠。

闭户时寻梦，无人可说愁。

还来送别处，双泪寄南州。

苏轼是个最不能忍事的人，面对如此的政事，不堪满怀失望，但也无处诉说，就又常常怀念故乡的祖宗坟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还乡之梦。

钱藻，字醇老，杭州钱武肃王的后裔，为人清谨寡过，治事简静，人称长者，以秘阁校理出守婺州（今浙江金华）。苏轼很羡慕他得遂所愿，避开这变乱嚣杂的都城，一方面又可惜这么一个品学兼优的人，不在天子左右而远去地方。青苗法行，做州长官的恐怕免不掉要日以鞭笞老百姓为专职了。诗曰：

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

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迩英。

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

子不少自贬，陈义空峥嵘。

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搒。

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

刘攽，字贡父，与苏轼往来密切，非常交好，他上书劝王安石停止变法，历史上皇甫镈、裴延龄之聚敛，商鞅、张汤的变法，没有一个人是有好下场的。安石大怒，斥为泰州（今江苏泰州）通判。苏轼作诗送行，便劝他少说话，多饮酒：

《送刘分攵倅海陵》

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

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

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几时回。

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

这首诗，显然是对言论获谴，提出抗议，当时即被众所传诵。苏轼后与刘攽在扬州重遇，又作诗曰：

广陵会三同舍各以其字为韵仍邀同赋刘贡父

宋·苏轼

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

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慵讥讽。

夫子少年时，雄辩轻子贡。尔来再伤弓，戢翼念前痛。

广陵三日饮，相对怳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泼春瓮。

竹西已挥手，湾口犹屡送。羡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

苏轼没想到的是，这些诗均是祸根。

早几年，有件司法案子在朝堂上引发争议。登州太守许遵（仲涂）上奏一个案子，登州有个妇人阿云打伤她的丈夫，因为她过后主动自首，所以奏请免除对她的刑罚。

王安石当时为翰林学士，帝命与司马光合议。王安石主认为许遵说的对，司马光则持异议，认为妻子伤夫，悖逆伦常，不可轻减。当时的宰相富弼、曾公亮都同意司马光的看法，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从法的立场考虑，也支持司马光。

拖了些日子，王安石任丞相，催促结案。于是就放了那个妇人。当初所有反对王安石的，都因此受到牵连。审刑院大理寺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都被贬外放，蔡冠卿知饶州。

苏轼一向与刚强有骨力的蔡冠卿交好，作诗送别：

《送蔡冠卿知饶州》

宋代 苏轼

吾观蔡子与人游，掀豗笑语无不可。

平时倜傥不惊俗，临事迂阔乃过我。

横前坑阱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

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

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柁。

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

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轗轲。

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

欧阳修门下的大弟子曾巩（子固），也被贬出京城为越州通判。想当年，王安石籍籍无名，还是曾巩的举荐才得与欧阳修交往，又借助欧阳修的帮助以步步高升。

欧阳修一直求才若渴，一向大力举荐新人，也因为弟子众多，所以鱼目混杂。

比如：蒋之奇竟然诬告老师家门淫乱，使他精神上遭受莫大的打击，求为外郡，身体很坏，憔悴不堪。

再比如，现在与王安石打的火热，在新政中大红特紫的吕惠卿，当初也是欧阳修推荐给苏轼做朋友的。

这林林总总的事情，让苏轼百感交集，遂投之于笔端：

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

宋·苏轼

醉翁门下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昔従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

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鲙美，遽厌天庖膻。

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蜩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鳣。

当时在朝堂之上，苏轼交往最多的，就是被人赞誉为“胸有成竹”的文与可。文与可性格敦厚，有一次在商议宗室袭封事时，坚持要照典礼行事，结果被降职，他就上奏请求还乡，出任蜀地陵州。苏轼作诗送行：

送文与可出守陵州

壁上墨君不解语，见之尚可消百忧。而况我友似君者，素节凛凛欺霜秋。

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夺官遣去不自沉，晓梳脱发谁能收。

江边乱山赤如赭，陵阳正在千山头。君知远别怀抱恶，时遣墨君消我愁。

文与可走后，苏轼怀念着文同的静厚，《题赵屼屏风与可竹》云：

与可所至，诗在口，竹在手。来京师不及岁，请郡还乡，而诗与竹皆西矣。一日不见，使人思之。其面目严冷，可使静险躁，厚鄙薄。今相去数千里，其诗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静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见竹而叹也。

苏轼被任为开封府推官后，办事迅捷，决断精明，在任声名很好。熙宁四年（1071）正月，宫中派出中使到开封府来传谕，要买浙江制作的元宵花灯四千余盏。低于市场价从百姓手中收购，下令百姓不得再私自买卖。

苏轼忍不住不说话，上《谏买浙灯状》：

……臣始闻之，惊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窃为陛下惜此举动也。……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蓄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惟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此事至小，体则甚大……

此状奏上，神宗从善如流，立即诏罢购买浙灯的前命。

苏轼听说买灯停罢，惊喜过望，北向朝廷，感动得不觉流下泪来。

凭他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这封奏章会得罪多少人。所以他也许是根本不在乎。他在乎的是黎民百姓。

于是，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撰进长达三千四百余字的《上神宗皇帝书》。略曰：

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此文洋洋洒洒，直斥王安石变法之祸。并且直指神宗之责：

自古以来，国家存亡寄托在四种人的身上：一曰民，二曰军，三曰吏，四曰士。这四种人的人心一失，足以生变，今陛下一举而兼犯之。

说这样的话，在那个时代，杀头尚有余辜，苏轼之奋不顾身，神宗的宽容，都可推想得之。

早在苏轼甫登进士第时，欧阳修介绍他的门人晁端彦常劝他言语谨慎，苏轼却说：“我性不忍事，心里有话，如食中有蝇，非吐不可。”

好了，文章到这里就结束啦，如果本次分享的苏轼的仕途及其诗词(一)和艳满仕途问题对您有所帮助，还望关注下本站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