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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器小量狭、自作聪明，终令国事一败涂地，不可收拾，怪谁？海外史家给他下八字断语：民主无量，**无胆。

也说得上是入木三分骂亦精了。老蒋真正崛起的转折点在何处，史家以为，他追随陈其美征战为起家之本。实非然，原来，老蒋先天讨厌陈炯明。陈氏虽系白衣秀士王伦式人物，究为省港同盟会领袖，起初，极得中山先生信托。蒋力陈其非而中山不之信；其后陈逆果谋反，至炮轰总统府；中山乃大悔，以为小蒋同志有过人的先见之明，蒋益自得。以事件的重大性，蒋从此获得不败的资本，向中山撒娇，和同僚撒气，跟对手撒野。

陈寅恪瞧不起他，有1940年所作诗《庚辰暮春重庆夜宴归作》(《陈寅恪诗集》，清华文丛本，第28页)为证：“自笑平生畏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哪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或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吴宓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为，有负其职。故有此诗第六句”。面相乃心理状态的反映，言谈举止又是气质的综合，而蒋公给陈先生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样从里到外透着不堪，透着叫人讨厌不置。陈寅恪瞧不起蒋介石，是文化的居高临下。李宗仁一生受制于蒋，紧箍咒跬步不离，在唐德刚教授为他撰写的回忆录中，只要一提及蒋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多次言之凿凿地说，蒋氏非但不能指挥一个国家的军队，也不能指挥一个集团军，充其量指挥一个师，还很勉强。李与蒋氏共事期间，处处受掣肘，经常弄得湿手插在干面里，到处都脱不了干系。主意是蒋出，责任却由他来负，往往狼狈不堪，谚云：穷人气大，酸酒力大。说起蒋氏，即有切齿腐心之痛。虽然言出激愤，但征之史实，究竟不差。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一门三代，为晚清以降中国士大夫之典型，以陈先生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流贯，看低蒋氏，很自然，不意外。

陈寅恪从文化角度，李宗仁从军事角度，俱轻视老蒋；最可惊的是国学大老曹聚仁，他也从军事角度评蒋——他认为蒋介石哪里能指挥一个师呀，老蒋的脾性才略，指挥一个排也就到顶了(见《听涛室人物谭》)。

十分的漫画化、情绪化，很损，却也无法。谁教您给人家的印象是这样的恶劣呢？要从脾气、才具、胸襟、气量方面找原因，这样一找，蒋公教人大失所望的地方，也就太多了。

虽然，据历史学家黄仁宇证明(《地北天南叙古今》)，蒋介石也究非绿林中人、街头阿三。相反，他读书尤其读传统书用功也允称精勤，可是读书面较窄。尤以性格中根深蒂固的刚愎自用，文化的浸染也会给抵消得差不多了。内心的虻虫太多，而熏香太少，狰狞可鄙的一面掩都掩不住。性狭才拙，与物多杵，扶本养元的工夫究竟不大做得。

1974年1月西沙之战，中国反击越南侵略，解放军增援舰队直接走台湾海峡(以前是绕道台湾东南的公海)，人多担心，毛泽东回答是“蒋先生是讲民族大义的”。果然不出所料，蒋不但未向解放军开火，还打开照明灯，让解放军顺利通过。(参见《中国时报》1999年10月18日)《中国时报》的另一个例子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大典，按照原计划，国民党空军将进行大规模轰炸，但当天要执行任务时，蒋介石却迟迟没有下达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几次电话请示，蒋都说“再等等”，眼看时间越来越紧迫，周至柔向蒋表示，“再不起飞，我们就不能按时到达”，蒋介石最后的回答是“取消任务”，而取消任务的理由是“我不能做项羽、英法联军”，他担心轰炸会把故宫、天安门等古迹毁灭，成为民族罪人。

可见，蒋决非一无是处之人。他一生的失败，致命之处在于：量小气狭，虽亦读书，可惜不得其道，仅以掉弄智术治世，实无磅礴才具垫底，则此智术适足害人害己。其刚愎自用，至大陆易手前夕，达于极点。东北失守，华北也将不保，犹以精锐家底孤注一掷，会战徐蚌，尤为荒谬，更且向下越级，电话指挥到团营一级，打乱结构，刺伤人心，为军史所罕见。故国民党军队虽谋臣环伺，名将联翩，究因不得正道，终至不可收拾。

概言之，蒋氏可称中智之士，而非上智之人，不足以成正事。他麾下尽多辛亥老辈，风云际会，珠玉满堂，然而他们共事非人，赍恨千古，岁月如流，渐次凋零。可惜。

《论语》尝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蒋介石经常骂他的部下，常用语是：寡廉鲜耻。气节荡然。可是他自己，一生以小智术对付大时代；以小聪明因应大事情；以小心眼处理大智慧。那么，就算他多种技术可用，问题有迎刃而解之势，也因他性格的小而窄，即不能以精神和良知服人，而造成种种阻碍，于是，“草上之风必偃”，终不免凄惶黯然，退出历史大舞台。

陈寅恪（1890—1969），义宁（今修水县）人。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女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在上海结婚。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十三经，广泛阅读经、史、哲学典籍。

光绪二十八年（1902），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1910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满蒙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任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名教授如吴宓、朱自清等也常来听课。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原攻比较语言学，通晓多种文学，为他从汉文以外搜罗史料以治史，提供了较大的方便，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38年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研究中亚史遇到疑难问题，向德、奥知名学者求助，未能解决，柏林大学乃推荐寅恪。他向寅恪请教后，才得到满意解答。苏联考古学家发掘一突厥文碑石，无人能辨识，请教寅恪，终于得到准确破译。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39年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是1949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先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1956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1957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1962年，他的右腿折跌骨，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1962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唐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动。1969年10月7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柱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先集》已于1979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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