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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铸的夫人是曾志

曾志（1911年4月4日——1998年6月21日），陶铸夫人，原名曾昭学，湖南省宜章县人。1923年考入湖南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8月考入湖南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10月入党。

在战争年代，先后任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郴州中心县委秘书长，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红四军组织科干事，红四军前委工农运动委员会民运股股长、妇女组组长，厦门、福州中心市委秘书长，闽南特委组织部部长，福安中心县委委员，闽东特委组织部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湖北临时省委妇委书记、汤池农村合作训练班党支部书记兼教员，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中央妇委秘书长，沈阳市委委员，铁西区委书记，辽吉省委委员，辽吉一地委副书记、五地委副书记，沈阳市委常委、职工部部长，沈阳市工会、妇联筹备处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武汉市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局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顾委委员、临时党委副书记。

她是党的七大候补代表，八大、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代表，十五大特邀代表。她还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谢小梅还在石码镇工作时，经常有地下党人到她家里开秘密会议。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陌生男子，身上有伤，发着高烧。小梅负责照顾他。

第二天，这个男子烧没退，却执意要走。他说，“组织上让我在这住一天，我就只能住一天。”这句话，烙在少女小梅的心底——这个男子，叫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

女儿谢小玲说，1931年初，经陶铸夫人曾志牵线搭桥，不满18岁的谢小梅与罗明在厦门结为伉俪。此后谢小梅追随罗明在闽西开展游击斗争，却没料想，一场厄运降临了。

1933年1月，罗明彻夜写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谢小梅帮忙抄正，以书面形式向省委报告。罗明在这个报告中总结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分析斗争形势和任务。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与当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格格不入。中央局随之发动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一夜之间，罗明从声名赫赫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跌落成党内被批斗的对象。

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有的受到打击党员的妻子选择了离婚。谢小梅却还是坚定地与丈夫站在一起。她跟随罗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曾志，1911年4月出生。1923年考入衡阳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1926年秋进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严格的军训和斗争中坚持下来，同年入党。参加过湘南起义和井冈山的斗争，曾任红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闽南特委组织部长、福霞中心县委书记等职。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荆门当阳远安中心县委书记。1939年赴延安，入中央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学习，后任中央妇委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沈阳市委常委兼职工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武汉军管会物资接管部副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市电管局局长、广州市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等职。

1961年曾志（中站立者）夫妇与毛泽东在广州合影

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但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始终如一，依然毫不动摇。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1935年春，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宜章、广州、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打杂做工，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她被诬陷为“怕死鬼”受到审查，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讲一句假话，直到甄别平反。“文革”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粉碎“四人帮“后，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1998年6月病逝，留下遗嘱把省吃俭用节省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党和人民给予她很高的评价，称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共组织战线的杰出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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