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铁们，大家好，相信还有很多朋友对于龙猫好养还是仓鼠好养和筒子楼里的猫的相关问题不太懂，没关系，今天就由我来为大家分享分享龙猫好养还是仓鼠好养以及筒子楼里的猫的问题，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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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猫每天要用浴沙，还要吃专用的粮草，喂的时间和量都要控制，而且吃东西很浪费，还要把温度控制在28度以下，吃的东西不能带水，万一生病了还会很麻烦。

而仓鼠就很好养了，只要鼠粮和一个笼子，具体看个人喜好，但对比之下还是仓鼠好养。

生活习性

仓鼠仓鼠是夜行性动物，日间是睡觉，晚上才活动。他们通常到晚上7～10点（部分0～4点）才是最活跃。所以饲主要给鼠鼠日间好好休息，晚上才和鼠鼠玩。任意改变夜行性动物的习惯容易会引起短寿。为什么仓鼠总躲起来？因为仓鼠原居于沙漠地带的洞穴之中，白天他们会躲在洞穴中睡觉，以避开野兽的攻击。他们躲在黑暗处是他们的本能，他们认为黑暗才有安全感。但仓鼠与人相处得久了，警觉性会低一点，也会改变他们的野外本能，在任何地方都能呼呼大睡。

仓鼠栖息于荒漠等地带。夜行性。善于挖掘洞穴。喜欢把食物藏在腮的两边，然后再走到安全的地方吐出来，所以得仓鼠之名。它们的门齿会不停的生长，所以它们的上下门齿必须不断的啃些硬的东西来磨牙，一方面避免门齿长得太长，妨碍咀嚼，一方面保持门牙的锐利。以杂草种子，以及昆虫等为食。

仓鼠是独居动物，不同于群居型动物。仓鼠是独行侠，领地意识极强，特别是雌性仓鼠。只有在繁殖季节到来时，仓鼠们才会成对交配。但是仓鼠的夫妻生活只有交配时短短的几分钟，之后他们就各奔东西了。鼠妈妈会独立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20天左右孩子们就会被母鼠强行驱逐开始独立生活。由此可见，仓鼠不论一公一母还是父母兄弟姐妹，成年后都不能放在一起饲养，容易导致死伤，正确的做法是一鼠一笼单独饲养。请永远记住，独居动物没有寂寞这种感情，它们绝对不会乐意分享自己的领地和食物，将我们人类的思想强加在仓鼠身上而去做违背它们天性的事是绝对不可取的。

仓鼠长像奇特，小巧玲珑，活泼灵敏，十分逗人喜爱，而且异味不浓，具有玩赏价值，适宜做宠物在室内饲养，因此在我国各地被视为宠物。

新邻里关系

邻居对于我们，是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重要纽带。“远亲不如近邻”这句古话足以说明邻里关系的重要性。邻里关系是社会中的重要公共关系，如果运转良好，将对人群素质、道德水平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住房条件的日益改善，我们也许不再为争过道而面红耳赤了，不必担心隔墙有耳了，可我们又都被水泥壁垒裹住了。与此同时，邻里关系由从前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

你当然有权利说邻居对我来说无所谓。然而，当一个社会正在感慨邻里关系的缺失、人际关系的恶化的时候，新邻里关系的萌动，也许就意味着某种变化和希望——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社会的灵魂，被我们淡忘的邻里关系正是这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调查，现在邻里之间打招呼的比例比十年前下降了25.18%，但互助互惠的比例却上升了65.61%。新邻里关系极大地体现了“人性化”——人们多了双向选择的空间。

现在的邻里关系已经由从前的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也就是说，表面上的寒暄也许少了，但遇到问题的解决方式却科学有效起来。新邻里关系注重的是大家和睦相处但绝不干涉“内政”，强调的是一种距离感——众所周知，距离常常产生美。很多高尚社区都设有“住户服务中心”和“业主委员会”，邻居们有什么事情不再相互麻烦，而是直接到住户服务中心，这已经成为一种模式化运作。

人们总是怀念从前的大院生活，说那充分体现了“远亲不如近邻”。但这种密切和热闹是建立在住房窘困逼窄的基础上。说到底，是一种无奈——七十二家房客的拥挤造就了亲密，空间窄小，人的气魄也小了。相互之间了解得太多，彼此都熟悉彼此的性格和脾气，任何事都可以不胫而走，根本谈不上隐私权。

社会科学家认为，十多年前的邻里纠纷80％是与住房相关。随着住宅质量的改善，公共、私人领域划分得十分明确，从前因公私领域混淆而引起的纷争也就自然消失了。

新邻里关系实际上是居住条件改变下的一种新的人际关系，条件改变了，人的思维随之而改变，一味强调某种氛围显然有点不合实际。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很深奥的社会哲学。

新邻里关系

房子之间的距离合理，就会有好邻居。好邻居，是离我们不远不近的那个人。

上世纪70年代，邻里之间最常见的问题是谁占了谁家的走廊，谁家的煤池过了界，寸土寸金，战事纷扰。今天的房子，公用面积和私人领域已区分得相当清楚，新出现的问题是，我们的家离别人的家多远才是最合适的，多远才会让我们感觉到社区给我们的归属感，才会让我们感觉到隐蔽的生活乐趣不会被侵犯。

好的房子，应该看得到好的风景，同时应该是邻居眼中的风景，篱笆围成的花墙，让界线变得友好，即使是玫瑰上的刺，防备的也不是摘花的手。好房子和好房子之间的距离，仿佛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应该不远也不近。

随着社会流动和职业流动愈加激烈，人们对非利益性、非工作性的人际交往产生了一种需求。当同事、事业伙伴与竞争对手都在不断变化，我们更期待一种在家庭之外的稳定但与经济利益无关的关系。所以，好房子属于好的社区，好的社区应该有一个让我们感觉公共关系流畅的会所，在那里，邻居与邻居之间可以有良好的合作，能够找到想找的人。会所使我们有强烈的地域归属感，丰富了家的内涵。会所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涯之外，它帮助我们认识一群和我们有一样生活习惯的邻居。

好的邻居之间应该有一种互助关系。比如，一起打球，一起修花墙，一起为孩子钉秋千架。除了现实中的合作，网络世界中的合作也让邻里关系变得进退自如。邻里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一种有乐趣的奉献，体现自己事业之外的价值。合作与互助，让邻里关系成为最有趣的社会关系和最轻松的社会关系。担任业主委员会的一份工作，有时候就是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一种乐趣。

好房子和好房子之间、好房子和社区之间、好房子和自然之间、好房子的主人之间应该有默契。有默契才协调，协调才完美。

默契就是你的房子很豪华但并不会显得突兀，不会盛气凌人，不会铺张。

默契就是别人家门口是竹篱笆，你的门口就不会是罗马柱。

默契就是你的邻居不会让孩子摘你种的花，不会半夜把收音机开得声很大。因为默契，你的房子才更有价值，你的生活才更有乐趣。

好房子不但应该有一个大的私人空间，更应该有一个尊重私人空间的社区环境，最应该有一个与你互相尊重私人空间的邻居——没人半夜敲你的门，没人拿走你信箱中掉出来的报纸，没人问你房子是不是一次性付款。周末，你们都打开门互致问候。你的南瓜成熟了，你摆一个在邻居家的门口。

尊重，就是你和你的邻居们都遵守生活中的潜在规则。

那种建立在狭小空间里的热闹和亲密，永远地一去不返了。

正如瑞纳花园住户服务中心主任于永启所说的，为业主服好务是物业管理的生命线，业主满意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物业管理公司的生死存亡——所以，业户有事找物业已经蔚然成风，谁还会开口麻烦邻居呢？何况，事无巨细，住户服务中心都会倾力解决，小到水管漏水、钥匙遗失，大到负责房屋租赁、转让等等，一派全面包揽的势头。

优秀的物业公司已经进入创建品牌阶段，随时随地与业主保持思想与情感的交流是他们的必修课。物业公司通过各种沟通方式让广大业主知情、认可、支持，也要把近期内广大业主的要求和呼声通过各种渠道加以收集汇总，作为改进工作方法的重要依据。“住户服务中心”与“维修中心”24小时全天候，随时接受咨询和投诉，物业公司监控中心有网络电话直通每家每户，并在每个楼幢的入口处设有“友情提示板”。就这样，过去那种建立在狭小空间里的热闹和亲密一去不返了，邻居们通过“住户服务中心”的调控，之间的距离一天比一天适中，渐渐散发出亲切的美感。

邻里关系，是一个社会中重要的公共关系，是否运转良好，往往对这个社会中的人群素质、道德水平起到很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住在豪华的房子中，但邻里关系缺失，亲人朋友关系也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城市扩大带来的空间距离拉大而日渐疏远，如果生活中只剩下同事、客户等外围公共关系，生活将变得干涩乏味。

我住在高高的大楼上面

“我住在高高的大楼上面，回想那过去的好时光……”

这是我自己瞎编的歌词。每当那熟悉的旋律在耳边飘起，我就情不自禁地在心里哼哼，惆怅、忧伤、郁闷，无言的感觉瞬间弥漫了空空荡荡的大小房间。

我在这所谓的高档小区栖身已有几年，居住环境提升了，物质生活提高了，我内心的孤独感却与日俱增。直到最近，我才知道我住的这栋楼里住着12户人家，我与他们很陌生，时间长了，彼此知道是从一个门洞进出的，大家见了面，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仅此而已。

现代人似乎习惯了做一个冷漠的面具套在脸上，做一个厚厚的茧把心藏起来。几年来，我不记得有邻居来敲过我家的门。我呢，只是在准备装修房子的时候，走进正在装修的邻居家学习过。小区里有业主委员会，都是些什么人，我不清楚。业主委员会能干什么，我也不得而知。我们这个小区的物业感觉还比较正规，经常在楼底下贴个告示，发个通知啥的。小区里还有超市，平常想买点什么，一个电话就会送上门。家里的下水道堵过，门把手坏过，麻烦过朋友，找过物业，物业服务态度是好，但价格很贵。

我搬来时，儿子尚小，顽皮得很，尽管我们整天教育他、训斥他，还用筷子揍过他的屁股，叫他不要在地板上蹦来跳去，否则楼底下叔叔阿姨要有意见，可时不时终也免不了弄出点动静来。楼下，年轻的夫妻没有孩子，男的上来很委婉地提过意见，时间一长，人家也不说了。我们实在是抱歉得很。

有一天，我们家的对讲门铃忽然在半夜响了，里面传出一个男的声音，说是楼上的邻居，忘了带钥匙。第二天，我爱人告诉我此人是个韩国人，我这才对上号。有一个女的和他住在一起，那女的经常在晚上10点左右牵着条小狗出来溜。女的是不是他的妻子，是不是韩国人，我都不清楚。

后来，韩国人走了。又来了一个人，也是韩国人。韩国人不懂中国人的风俗，端午节，我爱人把几棵艾蒿放到他的门前，他觉得莫名其妙。

不管怎样，儿子终于有了一个小伙伴。一楼长期空在那儿的西单元新住户搬进来了。西单元住着一对老夫妻和他们的女儿女婿、小外甥。这一家姓什么，干什么，我一概不知。小外甥不到2岁的样子，叫豆豆。姥爷经常抱着外甥在院子里玩，我们每天从他家门前过，儿子就和豆豆熟了。每次经过，小豆豆隔很远就叫我儿子，“牛牛，牛牛”。

牛牛愿意和羊羊玩，羊羊住在隔壁的楼上，牛牛和羊羊同年同月同日生。他们是今年春节在楼底下放焰火认识的。牛牛去过一次羊羊家，玩到晚上10点多不回来，玩疯了。后来，他妈妈就不让他去人家家里了，可能羊羊的妈妈也是这样想吧。不相干的人在家里一玩就玩到晚上10点多，是够烦人的。

我是个球迷，我知道我的邻居里也有好球的。因为我经常在周末看球看到半夜，中场休息时，到阳台上抽烟，能听到邻居家的电视响。可惜，我们无法沟通。

唉，人是不可能回到过去的。那种住在一个大院子里，满院子飘着饭香、鸡犬相闻的日子不会再有了。社会的确是进步了。有时，我夜里躲在阳台上看远处的大海，就想高高的大楼里面，和我一样困惑的人应该不会是少数吧？说到底，人活着，追求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愉悦。

我的童年，天下一家

弄堂里的邻居给我最快乐的记忆就是童年时的游戏岁月。跟着哥哥灵巧地穿越一条又一条错综复杂的小径，余音不绝的喊叫声就是伙伴们的集合号，不一会儿一群娃娃们便攒在一处空旷地带。所谓的空旷最多只有5平米左右的空间，但那却是我们童年的乐土。香烟牌子，弹子球，四国大战常常出现在那里。有一次，一个朋友还曾从邻家的厨房里偷出了一瓶烧菜用的白酒，我们几个有生第一次尝到了燃烧般的辛辣和刺激。

如今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了婆婆妈妈的闲话，成人的耳根得以清净，但孩子们的心里却是寂寞的。我的孩子才3岁大，但他却只懂得盯着电脑看色彩斑斓的游戏软件。我想，等他长大了，童年的记忆一定比我们舒适，但却不一定比我们快乐。邻居对于他的记忆可能只有那扇装着猫眼，冰冷的铁门。

现在，我住在一梯两户的公寓里，邻居都是相熟的，但关了家门后，却也不多来往。也许有了独立的空间，隐私权保住了，但邻居间心底的照应也被关在了各扇门的后面。每个城市其实都一样的。时代前进了，社会进步了，人文明了，但激情永远消逝了。现代的城市，有的只是温情，淡淡的，让人怅然若失。

回忆筒子楼

我过去住的筒子楼是个三层楼房。原来是单位的招待所，后来分给了没有房子的干部们，一家一间，三家共用一间当厨房。一层楼的人家共用一个有两排水龙头的洗漱间和一个有三个蹲位的厕所。

每天一大早，洗漱间两排面对面的水龙头边就挤满了人，好像军营或是大学生宿舍一样，大家互相只是点个头来不及说什么话，只顾低头刷牙洗脸，一片哗哗的流水声。隔壁的厕所更是紧张繁忙，因为不分男女，谁先进去谁就为同性人占领了地盘，所以我们女同胞一般起床后先把脸盆往洗漱间一放，就赶紧钻进厕所，为的是其他姐妹一会儿可以接连不断地进来方便。我通常是一边刷牙洗脸一边竖着耳朵听着厕所的动静，里面的女同胞方便完了就大声喊：“谁来？”我赶紧放下毛巾跑过去，我进去后，里面的人才出来，像交接班似的。这个环节如果交接不好，留下空当，女厕所就会变成男厕所，再要改朝换代可就难了。

夏天冲凉可是个麻烦事，筒子楼年久失修，洗漱间的门早就没有了，有人在门上挂了个布帘子，因为是公共场所，使用频率太高，没几天帘子就或壮烈地躺在地上浸在水里，或凄惨地不翼而飞，时间长了就没人再有耐心去挂新帘子了。走廊上人来人往，所有下班的人做饭的人都在这条走廊上来回穿梭，开着大门冲澡？男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打开水龙头哗哗地就冲起来，我们女同胞就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不出来。等天黑了，我们才蠢蠢欲动，一个人在外面把守，暂时冻结了走廊的人口流动，里面的人连灯也不敢开，没门帘更不会有窗帘，摸着黑三把两把地赶紧冲完，还得换别人进来。

筒子楼的生活是半集体的，集体洗脸上厕所，集体做饭刷碗筷，时间长了，感觉筒子楼里的人像一家人似的。我那时经常做饭的时候菜放到锅里才发现没盐了，旁边的小金顺手就把她家盐罐递过来，因为如此方便，所以我就更加忘记买盐买酱油，反正也缺不了。

住筒子楼冬天挺难过的。一间不大的房间，没有地方再安煤炉，八十年代已有石英电暖器，各家都用它取暖，一晚上要停电好几次，然后大家都一起出来看怎么回事，通常是保险丝烧断了，有人拿着手电，有人站在凳子上换保险丝，其余的人都围着看，灯亮了，大家松了口气回家，感觉上是大家共同烧断又共同修好了保险丝。我儿子那时还很小，一间房子住不下保姆，只好把他送到奶奶或姥姥家，我家没有孩子就不用烧电暖器了。有一年冬天非常冷，屋里的温度是0℃，我正在复习功课准备夜大的考试，冻得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打开录音机随着音乐跳迪斯科取暖，不一会儿就跳出了汗，也把全楼的孩子都吸引了过来，他们推开我家的门，挤着小脑袋看我跳舞，我一招手孩子们就呼拉拉全进来了，我说跟着我跳，小家伙们就全扭了起来，我家好像开起了迪斯科舞厅，我要继续看书的时候，孩子们都不想走了。

我早就住上了单元套房，暖气煤气一应俱全，也不再停电了。关上门是自己一家人的天地，打开门可再没有筒子楼的热闹了，甚至住了好几年还不知道楼道里的邻居姓什么。而且我现在绝不敢忘了买盐和酱油，即使发生断顿，也不好意思为了一勺盐敲开邻居的防盗门，只好关上煤气，下楼到市场上去买。这时不免就怀念起筒子楼来了

上个月见二哥，他说手边三万多张黑胶唱片，想做个展，我忽然想起骨碟音乐，便兴致勃勃跟他叨叨。

二哥更多关注黑胶本身的音乐质感和收藏把玩所带来的乐趣，而在我看来，这两种承载介质，都有着刻在骨子里的浪漫。

骨碟唱片出现的原因，其实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禁止所有人接触西方音乐，禁止爵士，禁止摇滚，甚至禁止人民自己制造唱片。

那是一个“苏联人的明星只能是斯大林，所有文艺作品统统要给政治服务”的时代。西方的摇滚乐和爵士乐全被认为是反苏联的，国内的一些音乐也被定义成低级文化的非法宣传品。

“总的来说，那些鼓励青年人聚在一起跳舞，沉迷不计后果的激情的音乐都是违禁的。

然而，把音乐当成生活必需品的人们，又怎么可能禁得住呢，自然会利用各种方式获得音乐。

反抗的第一声来自圣彼得堡，音乐爱好者Ruslan Bugaslovsky仿着德律风根录音机，自主研发了一台录盗版碟的粗糙机器，他把刻好的盘交给朋友上街偷卖，自封为地下音乐厂牌金狗帮。

谁是第一个发明骨碟的人已经无法考据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当时的苏联东欧的早期嬉皮（官方称之为阿飞|Stilyagi）活动关系不浅。在嬉皮运动的影响下，新潮乐迷、地下电台与知识精英达成了一种隐约的默契。

由于任何塑料材质都可以作为刻盘的原材料，为了让自己的钱包更鼓，很多年轻人盯上了医院里的X光片。前苏联规定，医院必须将逾期一年的x光片焚烧处理，它们是潜在的火源。因而这些X光片非常廉价，用糖果和伏特加就能大量换得。

这些被印上各种骨头的光片自然不会引起政府的注意。人们将音乐像制作黑胶一样印在X光片上，还可以把它们卷起来藏在袖子里，交易的时候也很方便。

“就像现在的毒品交易，卖碟的通常在小巷和废楼里交易，从肋部和袖口掏出来一摞唱片，这是猫王，这是Bill Harley，要哪个？”

这种黑胶唱片只能以每分钟78转的速度播放，只有一面有音乐，并且音质极差。

区别每首歌的方式就是商人用马克笔在上面写上歌曲名字，经常会出现音乐与名字不对应的情况。但对于几乎听不到音乐的苏联人来说，这些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苏联时代，骨碟是昙花一现的，它只是众多地下出版品中的一种。时髦点说，这就是一个快速被消费的苏俄地下自媒体，寄生于非官方的传播网络之中。

它是当之无愧的地下聆听之王。便宜且方便获取的碟片资源，无限的复制可能性，造就了骨碟的疯狂普及。所以理所当然的，在1958年，骨碟被官方列为非法出版物，很多传播骨碟的人也被以各种罪名送进了监狱和劳改营。

想象一个这样的场景吧：

半夜一群早有预谋的阿飞翻墙进入医院，偷走一打打X光片，上面影射着各种人体构造……

阿飞们悄悄来到有母盘的人那里，带上刻录机，然后焦急的等待着一件件成品加工好……

莫斯科地铁阴暗的角落里，列宁格勒大街的僻静拐弯处，一群人打着暗号，然后在胡同里交易……

叼着烟穿着风衣的人四处张望，躲避警察的跟踪……

他们稍稍抽出一张骨碟，给买家验货……

Beatles，John Coltrane，Rolling Stones，David Bowie的歌声在地下室里，在紧锁门窗的筒子楼里，缓缓响起……

烟头满地，烟雾缭绕，伏特加酒瓶在大家手里轮转，不时的还有望风报信的人冲进来……

这就是50年代末的苏联东欧，骨碟如日中天的年代。

这就是苏联的海盗电台。

骨碟的影响持续了大约二十年，即使面临着牢狱之灾，投身这项事业的年轻人一点也没少。甚至是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人，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操旧业，哪怕二进宫。

这些年轻人对改变社会制度没什么兴趣，也不想听官方认可的简单宏大的音乐，他们只想把选择音乐的权利还给自己。

“我曾经和我的表哥上街卖碟，迎面走来了一群人想看看货，我们到一栋废弃的建筑里准备交易，对方突然掏出来刀对我们说：要么把藏在肋部里的碟给我们，要么我们把刀插进你的肋骨。”

“我还留着一些当年淘到的优质骨碟，我保护得很好，放在唱机上能放。虽然没法和现在的唱片比，但微弱的旋律能让我想起青年时光，人们为了听音乐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对爵士、波普、摇滚的强大需求，是不会停歇的。虽然传播骨碟的惩罚是很有政治意味的，但传播骨碟本身甚至可以不是反抗权威的，只是出于纯粹的荷尔蒙需求。

普通的，普遍的，朴素的享乐意识，是没有任何政治元素搀和的：人们就是需要音乐，需要释放。人们海量的复制与传播，并不是为了集会，而是为了舞会。多数时候，一场Party远比一场演说来的刺激。

更进一步说：人们想听美国的摇滚乐，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美国和支持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他们真的想赶上潮流，想成为最时髦的青年。Stay cool and stay away from politics.

时至今日，骨碟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人们仍旧把它作为社会和历史的标点，作为个人记忆的标点，来还原和品味当时的苦与乐。

人体构造的透射呈现与音乐的多媒体再造，完美统一在了柔软的碟片之上。低劣音质中跳动的节拍就像是那个时代阴影中的苏俄公民一样，拧巴而不屈。

骨碟在本质上只是一个音乐产品，但它所记录的，又并不只是被指摘为靡靡之音的爵士和摇滚，更是一个社会形态的缩影。

在政治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之后，一部分人在高压的状态下会自然而然的忽略政治语境的存在，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颇有一种“超生活”，现实-超现实的感觉。

如果没有官方的高压，苏联东欧的前卫音乐、乐手和乐迷也许不会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文化符号。但恰恰是额外的刺激，使音乐陡然变成了一等一的时兴“文化毒品“，而骨碟，就是土法注射剂。

直到1984，苏联对墙外音乐的审查还在继续，苏联文化部出版过一部禁止播放乐队名单：Depeche Mode涉嫌非政治、Madonna涉嫌情色、Michael Jackson涉嫌恐怖色彩、Motor head涉嫌道德败坏、Pink Floyd涉嫌反对苏联外交政策，名单上还有Metallica，Ozzy Osbourne，Prince……

也许这只是一场「史前时代」的听觉体验，也许它只是冷战时期的一种压抑而被动的产物。但显然，在那个时期，你需要为你选择的音乐付出很多，超乎想象的多。

从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被当做是一个关于「付出」与「交换」的故事，有着一种我们不曾体会的热血与冲动，不羁与放纵。

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浪漫。

希望落展的时候，可以辟出一个小区域，有机会回到那个热血不羁的年代，体验一次苏联海盗电台。所以，如果你有骨碟音乐，或者相关的故事，告诉我。

部分内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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