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关于去涟源街上玩很多朋友都还不太明白,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分享关于脸上八字印痕的知识,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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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涟源街上玩去涟源街上玩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对涟源街巷充满兴趣。常常腾出一些时间来去那些拐弯抹角的地方嗨一嗨,一个人悠哉悠哉的东瞧瞧西看看,毛贼一样偷看人家的隐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风景用手机咔嚓咔嚓的拍下来。弄得人家很尴尬,这是哪来的怪人,拍这些干什么?
作为一个农民工,干这些事近于奢侈了。直到发觉自己不经意间把这些场景写进了文章,才渐渐明白小巷深处那些卑微的事物或明或暗地点缀着自己的内心世界,聆听,观看与偶然一瞥中擦出的火花,照亮着人性灵动的某声呼唤。
在涟源土生土长,已记不清在小巷中逡巡多少回了,但想来应该是有据可循的。若要细究,可分为四个阶段。童年,少年,中年与老年我都有自觉与不自觉地在这些巷道中反复行走的经历。孩提时代我几乎没有单独行动的可能,且不知道街巷在何方。即便知道了也不敢贸然行动的,一是担心走失自我,二是怕严父打断我的腿。父亲是身正苗红的贫农,把我也养成了安分守己的犬子。对繁华的闹市充满敬畏,街巷成了我内心向往的天堂,渴望某天能进城去看看。那时上街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啊。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脑海中空泛得没有一点欲望,除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便是想方设法填饱肚子,让生命得以繁衍。
每次父亲用扁担扎上绳索,抡着蛇皮袋进城买化肥,挑猪,兑粮时我都哭着喊着闹着要跟着去上街,可父亲不是嫌我太小,便是说路途遥远没事跟着去干什么?总是用买包子与皮蛋把我搪塞。
父亲在街上转悠了一天,直到日落西山才进屋。放下担儿来不及喘气与擦汗,便急急的从兜里掏出一个又冷又硬的糖包子来。我捧着那个包子爱不释手,拿着左瞧右看,看够后才掂起手指头一点一点的把皮撕下来,确认无误后再小心翼翼的送进嘴里,细嚼慢咽地品咂着这人间的美味,努力嚼出一点甜来把他人羡煞。一个五分钱的包子,磨叽一个下午。那种淡淡的幸福玲珑剔透,酣畅淋漓,乃至数年后舌尖上还残存着某些记忆,这些若有若无的印痕,随时都有可能唤醒我对生活美好的向往。
父亲首次带我上街的时候应该是阳春四月。农历四月是麦子成熟的季节,山上山下垅里垅外铺天盖地的黄了过去,沉甸甸的喜悦随风起伏,搅得人心澎湃,亢奋不已。人人都拿着镰刀上山,把麦穗唰唰地放倒,像蚕食桑田,像风卷残云,几天的功夫便把旷野拾掇得妥妥当当。把麦秸捆起来堆放在门前檐下,趁着夜色把麦粒脱下来,晒干,再挑到粮站兑换大米与面条。麦穗不断地甩砸在绊桶里的竹筛上,发出嘭嘭嘭的撞击声,这种声音此起彼伏,粗壮而沉稳,内敛而有节奏,像合奏一曲民间乐章,把乡村的夜晚奏得温馨而祥和。偶尔也能听到几声犬吠,几声虫鸣。
我是四月出生的,随着哇的一声,像麦粒一样嘣了出来。带着淡淡的麦香,带着丰收的喜悦,把父亲乐得合不拢嘴。这正是六十年代未,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合二为一取为犬名。小文小文,小是小麦的小,文是文化大革命的文。小麦丰收,内乱平定,赋予了一定的历史内涵。
把小麦脱粒晒燥后得拿去粮站兑换大米,这小麦粮粗皮糙不好吃。而全县只有一家粮站可换,且换粮的人堆积如山,队伍排到了站外,还经常因此打架斗殴,打死打伤者有之。父亲是个好武之人,对此很感兴趣,且描述起来有声有色,既骇人听闻,又让人精神亢奋,尤其是讲到那些武功高手,连饭都可以不要吃。(该站在正街上,是有名的荷叶粮站。)
为了错开高峰期父亲便早早地起床,把麦子一袋一袋的扛上板车,拉着麦包往荷叶粮站进发。春色盈盈,阳光静好,卉草碧翠。和风、艳阳,乡间小路的两旁野花绚然绽放,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这是难得的进城体验。现在想来似乎具有某种仪式感。就像去台上领奖,去新学堂升学,如花姑娘坐轿。穿过鸟语花香的田垅,走进喜悦深处,你会嗅到青春的气息。
摸黑把麦子拉到街上,到店时铁门还没有开,门口就挤满了人。据说荷叶粮站有熟人,之前在屋后的芙蓉仓库上过班。那人是个女的六亲不认,大伙骂她是条忘恩负义的狗,求人时嘴巴叫得沁甜,大姐长大姐短的,如今大姐找她帮忙过个秤都不肯。我去她办公室看了看,见她闲着没事与人聊得欢,正眼都没有瞧瞧我,我朝她吐了一口痰便回到了爹的身边。爹没有去找她,只是老老实实的排队,排一会便把麦袋往前挪一挪。从早上排到下午,竟也把麦子兑换成功了。只是几百斤小麦仅兑到了百余斤大米,来时沉甸甸的一车,返时只剩下轻轻的一袋了。尽管如此,父亲还是满生喜悦,用板车拉着我在街上转悠,过包子店问我吃包子不?过水果店问我吃水果不?过面馆时问我吃面不?我说不吃,不吃,不吃,他就拉着我往回走,走着走着就快到城边上。他就缓悠悠地停下来,把板车安放在街边上,带我走进一家面馆,要了二碗面,找一个靠门的地方坐下来。把面放到我面前,叫我吃,我不敢吃,他便拿着筷子把面条往一个碗里减,只剩一点汤儿给自己喝。他一边看着门外的板车,一边催促我吃。我只好吸溜吸溜吃着面。这面忒好吃了,因吃得太快,没有品尝出个味道来,那个香至今都没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只知道好吃忒好吃,吃了还想吃。可我还是忍不住停下了筷子,假装吃饱了撑着,故意打了几声饱嗝,用手摸摸鼓足了气的肚皮哄父亲开心。父亲似乎看出了端倪,反复催促我把钵子里的面头吃完。我僵持着不吃,他就骂我没卵用,这点面都吃不完。说完捧起钵子把我剩下的面吃了个精光,连汤都没有余下一滴,父亲那饕餮面条的饥饿相,竟让我心生怜悯。
其实同父亲上街是很难吃上面条的,记忆中也只是吃了这一回。大多吃的皮蛋与饼干。记得那皮蛋很便宜,几分钱一个,外面粘着厚厚的谷壳、黄泥与石灰,得在自来自水笼头下或去涟水河畔反复清洗方可见到蛋壳,磕开来像黑黢黢的果冻,凉兮兮的还有点麻舌头。父亲说好吃好吃,还忍不住多买几个,捎回去给家里人尝尝。
进城上学后逛街的机会便多了起来。早上沿着街道奔跑,把大街小巷都跑了个遍,没有哪个旮旯胡同不清楚的。
时隔多年,每当回想起那些寒冷的早晨,穿着背心,系着短裤,抖着身子从校门口生锈的铁门下钻出去,迎着寒风,踩着白雪,轻盈地跑在大街小巷中,觉得那是一种无比珍贵的人生体验。空荡荡的街道,安安静静的环境,没有市侩的喧嚣,没有尘世的烦忧,唯有欢快的脚步像钟表一样行走,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少年走向中年,一切都在梦中,只有风醒着,树醒着,雪花不断飘飞。
沿着人民路往东,过六十亭,七十亭,八十亭,九十亭,抵达石马山,在山间地头绕一圈,沿着杂乱的菜畦往南走,从茶厂上梅子桥,沿着双江后街横过涟水河,沿老街途经大米厂,从铁厂的门口往北拐,拐进中山后街,沿新建街返回光明山,从人民路返回校门口。绕城一周,全程三四十余里,一路跑下来不足二小时,恰好赶上出早操,不迟到也不挨批评与处分。
去得最多的是光明山,新建街,中山后街与老街。光明山有个大操场,县里经常开公审批判大会,枪毙死刑犯时会组织全校师生去看,去接受法制教育,去看那些木讷呆滞的眼神,去听法警那一声声铿锵有力的斥喝。跪下,跪下,横脚一扫,便听到膝盖触地的声音,咚咚当当于内心久久的颤栗。光明山还有个邮局,邮局门前有个理发店。我经常去邮局买杂志、寄信,寄完信后去理发店坐坐,理发店是我表姐开的,表姐家就在附近,沿着店前的尊师路北上,过升平河,从酒厂上去不足百米就到了。那地方叫盘龙湾,地方是湾了点,但不知龙盘在何处。
表姐待我挺好,进门就打招呼。忙时嘘寒问暖,闲时帮我沏茶。我说茶就不喝了,我是来理发的。说完便往椅子上一坐,她也不拦,把围身布往我身上一披,问我留长点,还是剪短点。我说长短随意,她便动起剪来,只给我修掉了耳畔的鬓毛,修得很精致,也很耐爱,像个小白脸,更像个水老倌。
理完,我付给她工钱,她不要。她说亲戚不收钱。我说亲戚不亲戚萝卜三毛钱一担。理发要店租与电费成本,不收钱我下次不敢来理了。她便收,收得比人家少,收得我眉开眼笑,亲戚格外不同。
理发店往南拐是新建街。新建街是条细长的小巷子,拐弯处有口小池塘,塘里没鱼,有时水深,有时水浅,还有时干干涸涸的可以看到黑色的垃圾。那地方叫柳家湾,是蓝田街上最富的地方。有句俗话讲柳家湾里的人嫌丑,梁家湾里的人弄不到手。这是方言土语,其意是被柳家湾里人唾弃的东西,正是梁家湾里人梦寐以求的。由此可见贫富悬殊有多大。
柳家湾下去是中山后街,属城市繁华地带,人山人海,水泄不通。嶙峋突兀的店铺逼人眼目,雕栏木刻勾人魂魄,青砖黑瓦盖的不仅是店铺,是文明,是风雨漫漶,是市侩的老气,是时代的韵律。一条老街,一座城市的发展史,随风云变幻掀起惊涛骇浪。
街上多桥,全是石板桥,三五百米一座,像玉环戴在水上,涟水像纤细的观音手,汤汤弹出佛音。桥面不宽,坐着小贩,也坐着算命先生。都蜷缩着身子,把路让出来,过河的过河,看八字的看八字,讨价还价的讨价还价。
我不看八字不还价,一心只过河嗨。去老电影院看场电影,去桥头面馆吃碗面,去拐弯抹角的地方溜溜,那里有低矮的厕所,可以供我方便方便。
石板路不怎么整饬,高高低低的像琴键,每一块石头都有不同的来路,每一块石头都会嗨出不同声音,整条小巷空空荡荡的,如长号把低沉的回音送往远处。远处搭了一块篷布,横跨在小巷之上,有人在办丧事,吹吹打打的,热热闹闹的,把小巷堵得死死的,把过往的行人都逼往了别处。
街边的建筑已经老了,瓦檐大多断了,并塌了下来,把瓦砾散了一地,许多砖墙也倒了,倒得七零八落的。那些没有完全倒的墙上都写着警示标语:危房倒塌,请勿靠近,危险,危险。危险归危险,可房里还有人住着,还围炉共饮。房屋的东墙斜立着,上端靠在他人的墙上,下端用木头顶着,西边的墙向西边倚着,也同样靠在他人墙上。把中间的墙撕开了两个裂口,像掰开了的红薯。吓着我倒吸了一口寒气。不知这墙还得撑多久,万一哪天倒下来,这一家人就好嗨了。
回头,又在涟源汽车站附近转了转。发现这里鲜活了些,虽然街道没变,中巴车没变,公厕免费没变。但美容美发店多了起来,洗脚城多了起来,悄悄的喊你进去嗨下叽的人多了起来。涟源人好客,以前见熟人路过爱喊人家进去嗨下叽再走,现在见陌生人路过也开始喊人家进去嗨下叽,而且几个人一起喊,生怕人家跑了似的。我没功夫嗨,也嗨不起,只好莫名其妙的朝她们看了看。这些人三十余岁,不怎么耐看,脸上的粉黛抹得太厚,像我家的土砖墙,石灰起壳了,随时都会塌下来。
我忍不住发笑,朝她们摆摆手:嗨,嗨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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