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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祁县志》康熙四年版载：“置里镇置市集奠民居而通民财也。”“县市奇曰各街轮开自辰至午。十五日为上元节祭天地，设鳖山，悬花灯，放烟火，聚欢弦歌，有太平景象。”可见，当时太谷县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民间文艺也比较活跃，走村串乡的艺人来往不断。据清代《钦定吏部处分则例卷四十五刑杂犯》法令：“民间如女中有一等秧歌脚惰民婆，及土妓流唱、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籍……”康熙十年，禁唱秧歌妞女条：“凡唱秧歌妇女及惰民婆，令五城司坊等官，尽行驱逐回籍，毋令潜住京城……”当时太谷县一带经济优裕，交通畅达，卖艺求生的“凤阳花鼓”艺人，来到这里学唱流行的秧歌，以演唱为生计。这说明秧歌较早就见于文字记载了。

清康熙四十七年，孔尚任《平阳竹枝词》第一首“踏歌词”有：“凤阳少女踏春阳，踏到平阳胜故乡。舞袖弓腰都未忘，街西勾断路人肠”。从词中可以看出凤阳少女在平阳（今临汾）表演凤阳花鼓踏歌的情景。太谷秧歌歌舞节目《打花鼓》中亦有：“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洪武，十年倒有九年荒。（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大户人家卖骡马，小户人家卖儿郎，花鼓夫妻没得卖，身背花鼓走四方（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南京收了走南京，北京收了到北京，南北二京全不收，黄河两岸度春秋。（锣鼓介：呛得隆咚呛呛！呛得隆咚呛！呛得隆咚呛呛呛！呛得隆咚呛！）又《缀白裘》中多处谈到凤阳花鼓，如：《闹灯》中有：“凤阳女，花鼓敲，打锣的男人跟着跑”之句。可见凤阳花鼓于清初就流行到了山西南部、中部一带。

《平阳竹技词》第二首中的。“踏歌词”“蹴鞠场中不用球，轻轻对踢眼斜瞅，分明学得秦楼舞，五彩裙边露凤头。”描绘了两个秀丽女子表演踢球游戏的情景。太谷秧歌中的《踢僦球》，又名《踢绣球》，也是姐妹二人表演踢球。唱词是：“二月里来龙抬头，姐妹三人踢蹴球，大姐姐踢了个龙摆尾，二小妹妹来接球。走三走，扭一扭，踢了个狮子滚绣球，哎咳哎咳，踢得咱家姐妹二人，两鬃间儿、水汗珠儿，滴淋淋淋往下流，吼吼吼!”两者对照，充分说明《踢蹬球》确是凤阳花鼓艺人所传播：又如《采花》、《采莲》、《珍珠倒卷帘》、《十二月对花》、《荣莉花》、《小放牛》等一批节目，也是当时流传到晋中一带的歌舞节目。

凤阳花鼓艺人的活动形式是：每到一地，由二人打鼓敲锣、引来了观众，先唱“凤阳歌”、“广东调”、“满江红”等小曲。接着表演歌舞节目“踏歌”等，有时也唱几段北方流行的秧歌曲调，以迎合当地观众的喜好。这种活动形式，被晋中民间艺人吸收、溶化，逐渐发展成了踩街秧歌队。

踩街秧歌队的表演形式，是由俊扮和丑扮两个公子相配，手持折扇领头，带领身背花鼓的女角色和拍小钗、敲小锣的男角色共二三十人，分两行沿街行进表演，炮声响处，走至迎接的户主门口，由领队公子咏颂，如：“男人种地女织布，和和气气闹家务，指望今年收成好，儿孙满堂全家福。”之类的即兴顺口溜，朗诵完毕，两三个演员进入场地中央，边舞边唱小曲，表演歌舞小戏。之后继续前进，直至踩遍各街为止。所表演的节目，如：《写十字》、《十把扇》、《游社社》、《看画儿》、《四保儿上工》等。其中，有第一人称的歌舞小戏，也有第三人称横排式的歌舞节目，他们唱见闻、数典故、叙景致、表古人，故事情节均较简单。歌舞时没有弦乐伴奏，只是轻敲鼓边轻击锣钗，掌握节奏。舞蹈动作也较简单，但却是歌中带舞，歌舞结合，这是太谷秧歌发展历程中的重大突破。踩街秧歌活动的时间较长，一直延到民国初年，才逐渐消失。清乾隆六十年刊印的《霓裳续谱》云：“[秧歌]凤阳鼓、凤阳锣，凤阳姐儿们唱秧歌。”太鼓秧歌《打花鼓》中也有：“夫妻双双出府门，海走天涯唱秧歌。”唱凤阳花鼓艺人到了北方，也随着北方的风俗习惯唱秧歌了。虽然凤阳歌与秧歌的曲调，在调式、调性、音韵等方面不尽相同，但互相吸收、溶化，逐步成了一体，统称秧歌，而风阳歌的名称在北方也逐渐消失了。另外，还吸收了“莲花落”的格调，按《津门杂记》云：“北方之唱‘莲花落’者，谓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又云：“后有人改名太平歌词云”。“莲花落”是夹说夹唱的一种说唱艺术，用竹板打节拍，每段常以“莲花落、落莲花”一类的句子做衬腔或尾声。太谷秧歌《烙碗计》剧中，丑角学唱“莲花落”词：“呱哒儿呱，呱哒儿呱，花鼓汉子把话明，再把妻儿叫一声。”这是以“莲花落”形式唱《打花鼓》中的唱句。又如《小放牛》唱词：“打个什么锣？打个太平锣；打个什么鼓？打个凤阳鼓。”念白中有：“口儿里唱的都是莲花落吆降呀咳。”又唱，“一喷一朵莲花，花开一朵美。”又《打花鼓》中唱，“转过这条臭胡同，咱们再唱莲花落。”这说明凤阳花鼓艺人流串到北方后也唱“莲花落”。这都对太谷秧歌的丰富、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从此，太谷秧歌曲调增多了，剧目也丰富了，并且增加了数板与念白和唱完有说，说完再唱的节目。当地艺人也编出不少剧本，如：《割田》、《大挑菜》等，还有另一种形式，丑角上场先说一段与剧情无关的杂说，如：《双唤妹》、《碾糕面》等。这种有歌有舞有说的三结合节目出现后，对太谷秧歌又是一个大的发展，而且孕育了戏曲化的胚胎。

清嘉庆、道光年间，太谷、平遥、祁县等县的商业蓬勃兴起，商人四处经商，外地商人也频繁来这里通商。商业的发达也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交流传播。当时人们对时兴小曲，流行珍戏倍感兴趣。如：《走西口》、《金全卖妻》、《小上坟》（是水秀的故事）、《放风筝》等剧目，都是这一时期由外地传来的。在这些剧目的影响下，启发了民间艺人编唱反映当地农村生活的口头剧目，如《割田》、《回家》、《柚筒记》、《当板箱》等。这说明秧歌戏曲中的条件，已经具备了。

道光年间，晋中平原农村，成立了许多“自乐班”组织；据晋剧票社活动家郭少仙（已故）讲，他在太谷韩村时曾看到该村“自乐班”的一只衣箱，上写：“道光十九年立”等字祥。又据老艺人大四儿旦[已故]谈：“自乐班的组织，最迟是在清朝中叶，即太谷商业发达时就有了”、当时农村一般是踩街秧歌活动，后即登上台子演出。台后设一卯桌，上插“同乐班”、“喜乐社”等产类的慢帘。节目有小曲曲、歌舞小戏、杂说、秧歌等。不过秧歌戏是占主导地位的，并有武场配合，如《郭巨埋儿》、《巫神》、《劝女》、《缝袍子》、《王婆骂鸡》、《卖豆腐》等。从此，秧歌戏的胎儿产生了，这也是太谷秧歌的发展，由渐变到突变的重要标志。秧歌艺人登台演出后，起初在本村演出，后出村出县演出。据晋中地方志办刘俊礼同志从清徐县尧城村见到舞台墙壁上记录有光绪二十二年的演出剧目：“五月初七日，太谷德胜社，首日《吃油漠》、《采茶》。午《换碗》、《求妻》、《哭五更》。晚《翠屏山》、《火算命》、《卖豆腐》。”太谷德胜社，据说是由太谷县名艺人“老双龙”、“四杆旗”两师傅组织的半职业性班社。这类班社的出现，说明太谷秧歌的发展又前进了一步。

民国15年前后，太谷秧歌艺人，根据当地真人真事编出了一批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生活的秧歌戏，并创作出一些新曲调，一直流传至今。如：《唤小姨儿》、《做小衫衫》、《十家牌》、《送樱桃》、《跟大嫂顶工》《送情郎》等曲调。但其中的一些剧目，有淫荡低级下流的内容和表演动作。如《钻幌帐》、《脱裤子》等，这是太谷秧歌发展中出现的一股逆流，也败坏了太谷秧歌的声誉。

在这一时期，有些晋剧艺人，曾与秧歌艺人合作，改编和创作过不少优秀秧歌戏。最早创办太谷秧歌剧团的是贾堡人高保昌他对太谷秧歌情有独钟。常常和喜爱太谷秧歌的人们聚会，邀请晋剧名旦“二蛮旦”创办了“武秧歌”采用老西调演出《杀嫂》等剧目在当时很有名。涌现出了一大批秧歌爱好者，在音乐和唱腔方面，也大有改进，戏曲韵味也浓，是太谷秧歌中的优秀节目。现在除《恶家庭》外，其余节目，仍流行演出。晋剧和秧歌，这两种姐妹艺术的艺人，还一起组织“风搅雪”班子，同台演戏，既演晋剧，也演秧歌。

晋剧艺人在表演、化妆、服装等方面，给秧歌以重大影响，对提高秧歌艺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晋剧和秧歌艺人，互相配合，共同创造出具有独特风格的太谷秧歌剧种，很快推广到了晋中10多个县，它在群众中的声誉，也越来越高。在日寇侵华时期，敌占区的太谷秧歌艺人，多遭残害流散[大要命,二要命，三要命]，演出活动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即使少数艺人有所活动，也无人管理，许多上演节目陈旧，有的不堪入目。然而，在抗日根据地的晋绥边区，遵循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七月剧社”、“大众剧社”、“五五剧社”和“人民剧社”等革命文艺团体，曾以太谷秧歌形式与声腔艺术，演出过《闹对了》、《刘巧儿》、《以毒攻毒》、《两亲家》《兄妹开荒》《妇女自由歌》等剧目。这些剧目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和生产积极性。

晋绥边区当时流传着两种秧歌曲调与剧目，两者风格特点不同，名称混淆。后经晋绥文联召集戏剧工作者磋商，定为二者从地域上区分名称，即“陕北秧歌”、“晋中秧歌”两种，从此晋中秧歌剧名的出现，代替了历史上统称的“秧歌”。新中国成立初期，太谷县共有业余秧歌剧一百多个[几乎是村村有剧团]，艺人12000余人。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秧歌，精华与糟粕并存。在表演上既有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精华艺术，也有摄取的生活中丑恶淫秽的渣滓。1951年 5月 9日政务院发布了《关于戏曲改革工代的指示》后，各级领导和文化工作者，明确了既要继承遗产，又要改革创新，反对保守思想，反对乱加干涉和如何使秧歌艺力发展前进的方向。于是，便着手开展搜集整理工作，教育团结艺人，提高自身素质，为改革创新创造条件。

同年11月间，榆次专署文教局，组织太谷、文水、交城、祁县4县的名老艺人和文艺工作者，在演出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推陈出新”的工作。从而，剔除了不健康的东西，整理改编了《新打花鼓》、《缉草帽》、《五秃嫂逃婚》、《下山》、《三十劝劝》等一批传统秧歌剧目，移植上演了《挑女婿》、《送嫁妆》等现代戏，并在声腔、音乐方面，加强了节奏性，丰富了锣鼓点。有的剧目，还配以弦乐伴奏。从此，太谷秧歌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太谷秧歌剧种名称的诞生，是继晋中秧歌之后的又一次改革。民国20年前后，太谷县的秧歌艺人，创作演出的剧目与曲调，曾轰动一时，传布甚广。因此，太谷秧歌名称的诞生是符合上述实际情况的。另从地域上看，晋中范围内，除有太谷秧歌外，还有介休的干板秧歌，汾孝地秧歌，晋源秧歌（太原南郊区），祁县温曲武秧歌等。如果将太谷秧歌仍称晋中秧歌，就不切合上述实际情况了。因而，改革为太谷秧歌，是比较恰当的科学的称谓。再次，从沿革上看，太谷秧歌自清康熙十年至抗战时期，由秧歌改称晋中秧歌，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改称太谷秧歌，而流传至今，再别无他名。

1955年，榆次县成立了第一个专业剧团：“榆次县秧歌剧团”。演出了很多移植现代戏。如《朝阳沟》、《李双双》、《李二嫂改嫁》、《三换肩》等。也改编了不少传统戏，如《偷南瓜》、《当板箱》、《卖高底》、《卖豆腐》、《绣花灯》等，均受到观众的赞扬，以邱金兰为代表的第一代优秀女演员，出现在舞台上，这是太谷秧歌的新发展，尤其是出现了男演男、女演女的情况，男演女的历史开始改变。同时，全部剧目增加了弦乐伴奏，丰富和发展了击乐锣鼓点；改一剧一曲为一剧多曲。在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也有了很大改进。从此，太谷秧歌走上了一条完善而又不失泥土气息、改革而又不变其特色的新型戏曲化道路，这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飞跃。

1964年“四清运动”中，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文水工作队的某些人，写出《必须使太谷秧歌获得新生》的文章，其基本精神是全盘否定，把秧歌说得一无是处。这对各县秧歌的演出，大受影响。有的只演出移植的现代戏，形成了一条腿走路。

十年动乱中，太谷秧歌横遭祸害，全部被扼杀。榆次县秧歌剧切被解散；农村业余剧切也销声匿迹了。直到1978年，党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太谷县成立了“太谷秧歌剧社”。在著名演员王效端（香蛮旦）培训下，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员，演出节目有：《逼婚记》《西厢记》《王老虎抢亲》等。1982年，晋中地区戏剧汇演时，青年演员刘丁英、籍红玉获优秀演员称号。此后，太谷秧歌开始恢复上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体制改革，农民经济收入逐年增长，生活越来越好。农民在物质生活提高的同时，渴求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这就为发展太谷秧歌，提供了有利条件。太谷秧歌艺人，为适应这一大好形势，努力地进行改革前进，如在体制方面，变官办为自愿组合，10余个业余班、社，自负盈亏，进行演出。在训练演员方面，采用自办、自育和师带徒的办法，几年来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秀和拔尖演员，活跃于舞台上。不少班、社，演出效益很好，收入颇丰，观众反映热烈。

孟封镇位于太原市清徐县县城东南40里，是县内清源、高白、尧城(古陶唐镇)，徐沟、大常六大古名镇之一。

孟封镇历史悠久，据《左传》记载：鲁昭公于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灭郭氏，魏献之为政，分其地为七县，孟封是当时的孟氏封邑，故得名孟封，至今已有整整2520年历史了。

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孟封镇的繁华。当时孟封村内商贾云集，店铺林立，仅耆老记忆中的就先后有：六合庆、乾亨顺，东盛恒、永发兴、庆丰祥(后为万和泰)、六泉粮店、店东大多为孟封村人;大成店，义合源两家车马大店(兼留宿行旅客商)德和成、宝聚兴、和记等数家杂货店;药店有协升泰后改为广恒茂;两家柜架(家具)铺，一为天义成，另一家店名不详;两家打制大车的木工作坊，一家为石记大车铺，(东家为本县北东社人，后留居孟封)，一家为张记大车铺(东家为祁县人);当铺有永济当和乾顺当两家;赁铺有义和园、泰来吉、德合元三家;一家绸布庄，店名聚义生;一家烧锅(制酒作坊)，前店后厂，店名五合泉;此外还有饼面铺五、六家，肉铺二家，醋坊、粉坊面食品加工作坊也为数不少，全村合计店铺作坊有三、四十家之多，且大都集中在村中化成寺周围。随着商业的发展，社会上相应地也就产生了一大批商人、作坊工匠，搬运工人，医生和操办红白宴席的厨师，起盖房屋和看地理风水的阴阳先生算命打卦的先生术士。更加造就了孟封的繁荣。

农历正月初八，为孟封村内化成寺庙会之日，又因孟封是县内东南方大村，故从满清同治年间，每逢农历单日，又是村内集市。这时附近周边各县的商贩，皆云集村内。村内大寺附近的大街小巷，卖各种生活用品，农副产品，农具及牛、马、猪、羊的货摊，占满街道两旁(正月初八庙会主要卖各种烟花爆竹)，村内人山人海，挤拥不动，街道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买卖人的吆喝之声，讨价还价声及骡、马、驴、猪、狗、鸡的嘶叫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煞是热闹。

孟封村中心，有一大型寺庙，即上面提到有“化成寺”。据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编纂的《清源县志》记载：孟封化成寺建于元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距今已有七百年的历史了。元朝盛行佛教，当时该寺香火鼎盛，每逢佛教庆典节日，善男信女云集，皆来烧香拜佛，许愿还贡。据耆老言讲，该寺的最后一个和尚叫金亮，金亮师父园寂于寺内，时间约在日本未入清源的1936~~1937年。和尚没有了，化成寺则成了孟封村的政权中心——村公所驻地，后来，该寺又成为孟封周围各村的完小，设初小、高小两部，附近各村之高小学生，皆在此就读。

化成寺分前、中、后三部分，前殿的东西两角建有钟、鼓二楼，前门分三个，左、右两个边门长年敞开，中间大门经常关闭，除非重大盛典或要人名士来参拜查访，才大开中门迎宾。后面大殿为大雄宝殿，供奉过去、现世、将来三世佛，其余殿堂、世人已都不知情了。

化成寺的正南方向有一个景致可观的戏台，戏台前是广阔的戏场，戏场靠北近大街的地方，建有一座雅致古朴的三开楼牌坊。五四年唱汾阳鼓汾剧团的猴戏——《闹开宫》时，因台口低矮施展不开，故拆了重建，不几年后就又移到寺圪垛西，旧戏场则盖了民居。戏台的几次拆建，充分说明了孟封地区的人对戏剧文化生活的热爱与向往追求。

早在光绪十年，就有东罗村人时成瀛创办的“小梨园”戏班，培养出三生儿(孟珍卿)，天贵旦(王春元，王答村人)，自生旦等一批著名晋剧艺人。清光绪XX年，孟封村民刘臭三又与三儿生在孟封村办起“小荣梨园”娃娃班，民国十七年(1928年)，刘臭三又重金聘请名角入园，当时须生有十三红(张景云)盖天红(王步山，原籍河北，幼处随母到了王答村)，正旦有王桂香(艺名二女则)，大妞妞，小旦有筱桂桃，毛毛旦等。当时该园号称山西中路梆子第一班，名躁一时，红遍太原、晋中各府县。后徐沟《小自诚园》与《小荣梨园》合并于孟封。《小自诚园》教师多由大班演员兼任，有当时晋剧名师狮子黑(乔国瑞太谷西里村人)、说书红(高文输)、十七生(董金福)、大珠珠(胡林旺)及抓心旦(黄免则，定襄人)，晋剧名伶刘芝兰则出自该班，出色的还有南路生志海与花脸志忠;北田旦(榆次北田村人)，王正奎则出自孟封“小荣梨园”娃娃班。

孟封村地势低洼，村外土地都高于村内，因而村民沿村四周，修起高大的护村堰，1977年8月2日，东罗村北乌马河决口，(农历6月18日，因本人参加此次防汛，晚上在乌马河滩上还睡过二夜，故记忆得很清楚)河水四处泛滥，孟封村组织村民护村，河水还险些从村东南、村南进了村内。因而在村中化成寺西紧贴化成寺的地方，有一个大水池，俗称“寺圪垛”，是雨后村内各街巷的退、集雨水之地。奇怪的是，“寺圪垛”的水，即使在大旱之年，也从未干涸过。还有一个传说，记不清何年何代，天下大旱成灾，就连汾河也滴水全无。化成寺大殿之内，住有一条大蛇，到处找不到水喝，一天夜里，将身、尾盘在殿上，把脑袋伸到寺圪垛才喝足了水，这一传说，至今还广为流传。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说寺圪垛显了灵，水井有冰片味，是神龙(蛇)光临之故，迷信的人求神看病，取寺圪垛的水为药，据说还真治好不少人的病，因而几十里之外的人骑马坐轿也来求药，六十年代又有过一次，但迷信的人就少得多了。

孟封村还有一处名胜，好居于村东北角(孟封中学东南原三队的打粮场)不知建于何时的玉皇阁，玉皇阁供奉的主神当然是道教中的玉皇大帝了，玉皇阁建筑设计新颖，结构严密，四周飞檐挑角十分精致可观，民俗传说：锦州的狮子应县的塔，比不上孟封的玉皇阁，可见玉皇阁当年的风采，确为迷人。阁楼总体为长方形，分上、中、下三层，高度在15米左右(村民说有四、五丈高)，神阁在二、三层楼上，二层楼台后部是一个大平台，上植奇花异草。据说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一次维修中，在二层台上再建三层楼时，不知什么原因，总是前面盖起后面塌，后面盖起前面塌，因而只盖成了前殿，后部留下一个大平台，形成了一种奇特少见的格局。日寇入侵占领孟封后，长期被日伪作为碉堡据点，日寇战败光复后，又因为作民闫锡山军队的据点而毁于战火，后闫锡山大搞兵农合一，“三自传训”失尽民心，退守城镇，又大搞堡垒战术，在1946~~1947年间，玉皇阁被彻底拆除破坏，砖石运往清源修了碉堡，可惜这一宏伟的可特建筑，就这样被彻底毁坏了。

最后再说一下孟封的风味小吃，闻名晋中的孟封饼，孟封饼是老年人最喜欢吃的一种食品，它在一斤精白面粉中，掺入四两油，四两糖(指当时十六两的老称)，在吊炉中烧烤而成，该饼个头不大，两面呈金黄色，(吊炉有上、下两层火)食之甜绵可口，酥软味香，不用咀嚼入口即化，下嚥之后，余味悠长，是走亲访友时馈赠亲友、孝敬老年人之极佳食品。说到孟封饼，还有一个小故事;孟封村有一赵财主，家里雇有临村南里旺厨师一人，(也有人说是本村著名饼师)。一年赵财主作寿，令厨师不惜面成本，为他做饼待客，并拿来整篓油、整袋白糖，对他说：怎么好吃你就怎么做。厨师又要来半篓香油，和面时，不慎将油翻到了面案上，为怕财主责怪，就全部弄到面缸之中，再加上白糖，开始和面，谁知左揉右揉，也将面揉不成团，又加了一些白面后，才勉强揉成一团捏成饼状，扣在火炉中。因为油太多，因而一翻动，饼就碎成小块。眼看午饭时间到了，也没有烤出一个完整的饼子，只有一锅碎圪瘩瘩，厨师急得手忙脚乱，满头大汗。这时财主派人来催问饼子是否烧好，厨师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说饼子已烧好，财主在预先亲口尝一尝，厨师只好拿了几块送云，财主一看，不是饼子而是几块碎圪瘩瘩，非常生气，瞪着眼睛说：“你烧得这是些什么东西?”厨师急中生智回答：“这是为你高寿特制的锅块，好吃得很，吃了能长命百岁，不信你尝尝。”财主面带怒容夹了一块放到口中，果然又绵又甜，又香又软，这才转怒为喜道：“准备开宴。”祝寿的宾客吃了饼块后，个个赞不绝口，都说从未吃过这么好的锅块。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孟封锅块的名声越传越远，越传越响。这个厨师因祸得福，回家后反复试验改进作法，确定了最佳配方为四油四糖。这样做出来的锅块，色香味俱佳。后来他制作的锅块食客如云，销路极好，常常是供不应求。过往客商吃后还要携带几个回去，让亲属品尝。因而名声远播，几百年来盛名不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西太后逃难路经徐沟，吃的就是孟封饼)。这就是后来风味独特，香酥甜美的孟封锅块。年长日久，人们为称呼顺口方便，就渐渐叫成“孟封饼”，而不叫锅块了。

孟封镇以历史上看，一直属清徐县管辖，今该镇辖25村，历史上最多时辖过29村，附近村村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古代文明。孟封村村东北七里的尧城，是古圣贤尧王当年建都的地方。

相传在原始社会末期，尧为我国黄河流域陶唐氏族(汉族的前身)的部落首领，他姓伊祁，号放勋，字陶唐氏，简称唐尧。陶唐开始生活于河北涿鹿、怀来一带，尧担任部落联盟领袖后，便带领他的部落，徒步来到山西境内，寻找选择生存的优势地方。来到当时的尧城后，风尧城一漫平川，气候温和宣人，土壤肥沃，雨水充足，又有东来的象峪河(源于榆次)，南来的乌马河(源于太谷)灌溉，于是他们便选定了这一风水宝地，在这里开荒垦地，饲养六畜(马、牛、羊、猪、狗、鸡)。

《山西通志》卷三载：太原县(今晋源)府城西南40里，唐尧始都于此，后因水患太盛而迁河东平阳(今临汾)。

《明一统志》又说，帝尧自涿鹿徙都于此，俗为尧城。

《帝王始记》载：尧始于唐，后徙晋阳(尧城时属晋阳管辖)，及为天子都平阳。

《尚书古文疏证》载：尧为天子，始都于晋阳，后迁于平阳。

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尧城曾是帝尧第一个建都的地方。

相传尧在此地时，还令他的天文官羲仲，羲叔与和仲、和叔两对兄弟分驻尧城东西南北四方，观察日月星辰的运行状况。他们在观察中，发现村北有一种奇异的草，因其叶子象荚，故称蓂荚草。此草前半月每日长出一片叶子，十五日后，每日落后一片。月小则一荚焦而不落。他们又观察到月相的盈亏变化周期平均为二十九天半，据此，尧制定出朔望月(农历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九日)，又根据天气的冷暖温凉和昼夜的长短变化制定出四时(春、夏、秋、冬)、八节(非节日、乃二十四节气中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季节的研究直到夏朝才逐步完善为当今的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制定出夏历(即今之农历)。尧时四季八节的制度，是继黄帝之臣大挠作甲子纪年后的又一伟大创举(从黄帝纪元起，到公元1984年，已历78个花甲，至今共4704年)。尧时四季八节的制定，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卓越才能。

尧城是后人为纪念帝尧而修建的城堡，始于何时，因时无记载，故无可稽考。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重修南北并建桥记》中也说：城市不知创自何市时，只叙明初修葺过一次。当前发掘出的一通清雍正四年(公元1125年)的《圣师寺重建碑记》中，叙寺始建于金天会三年(公元1125年)。直到清末民初，尧城仍是一座规模完整的城堡，后因同蒲铁路的修建，尧城才失去其地理优势(尧城为京——西官道的必经点，驻有驿站，官道沿路有烽火台，尧城村西南，村东北至今仍有南台，北台遗迹，同蒲铁路修道后，京西大官道渐渐失去其作用)。又由于“事变”后日寇的入侵，尧城才渐渐衰落为普通村庄。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但是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范永斗

范永斗，祖籍山西介休。生活于明末清初的张家口。

早在明朝初年，范氏就在张家口和蒙古地区做生意，历经七代，传至范永斗成为张家口地区对满蒙贸易的汉族大富商，时人称其“贾于边城，以信义著”。当时，居于东北的女真族开始军事扩张，由于和明王朝的敌对关系，他们所需要的军事、生活物质，只能通过张家口的贸易市场获得，也就是以张家口为基地运转过去，范永斗和其他七家商人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生意，“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据道光年间的《万全县志》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家宾、田生兰、翟堂、黄永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者，皆此八家主之。”由于八家商人为清王朝的建立作出了贡献，所以清朝定鼎后，顺治帝没忘为入主中原建立过赫赫功业的八大商家，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并赐给服饰。顺治还要给他们封官赏爵，八大商家受宠若惊，竭力推辞。于是，顺治便将他们封为“皇商”（籍隶内务府）。范永斗被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亦各有封赏。从此，范永斗等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不但为皇家采办货物，还借势，广开财路，漫天做起买卖来。他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转眼，范永斗成了拥有数百万之富的大皇商，为八大家中之佼佼者。

后来，继承并发展范永斗事业的是他的孙子范毓。在他手里，把范氏家族的商务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准噶尔部再次叛乱。清政府急派重兵征讨。当时由于路途遥远，且多经沙漠地带，运送军粮成了一个突出的困难。范毓得知此情后，根据自己从小随父在塞外经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条件，认真核计，与弟范毓联名呈请当朝，自愿以低于朝廷运粮1/3的费用运送军粮，康熙闻奏，立即批准。从此，到乾隆年间，他们多次“力任挽输，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所运军粮都是“克期必至”。其间或受敌袭，或中途变更运粮计划，几度蒙受重大损失，也都由范氏个人承担下来，节约国费以亿两计，为平定叛乱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和贡献，客观上顺应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趋势。这对于一个商人来说，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雍正七年（1729年），清廷赐范毓职太仆寺卿，用二品服。从此，范氏为皇商兼获高官，名噪一时。这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范毓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去世，他是进入《清史稿》的惟一商人。

贡献：八大皇商之首

晋商旺族“八大家”

在清代，全国排名前16位的大财团都在山西。据史料统计，仅仅把山西几个县域中富户的家产相加，数量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这个数量甚至比当时国库的存银还要多，切实称得上“富可敌国”牎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稳居全国商帮之首，称雄商界500余年。在晋商这个显赫群体中，都有哪些“财神”呢？

白手起家通天下诚信为本数乔家

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

乔家始祖乔贵发，祁县乔家堡人。早年是一个衣不遮体，无依无靠的光棍汉。乾隆初年与一位秦姓结拜兄弟一起走西口，先做当铺伙计，后开草料铺，兼做豆腐、豆芽及零星杂货些生意。乾隆二十年（1755年），当地粮食丰收，他们为给自己磨豆腐、生豆芽做准备，趁粮低价时购存了一批黄豆。不料次年黄豆歉收，价钱高涨，于是把黄豆售出，获利颇丰。进而扩大经营，开设了客货栈广盛公。

到嘉庆时，广盛公生意十分兴隆，但一次经营“买树梢”蚀本，几乎倒闭。亏得乔氏平日与当地“相与”诚信往来，信誉尚存，得到来往户支持，延缓了欠款归还日期。经多方筹措，又赖广盛公掌柜悉心经营，扭亏为盈，复兴了乔家基业，遂把“广盛公”改为“复盛公”。乔家子弟恪守祖训，严守家规，家业日益兴旺。而秦姓子弟疏于经营，坐享其成，逐渐抽走股份，最终复盛公几乎成为乔家独资。复盛公成为乔姓商号后，买卖兴隆，在包头先后增开复盛全、复盛西等19个门面，有职工四五百人，成为包头城开办最早、实力最雄厚的商号，故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乔氏依托复字号，又向国内各大中商埠发展。光绪十年（1884年）又设大德通、大德恒票号。到清末乔家在全国各地有票号、钱庄、当铺、粮店等字号200多处，有流动资金700多万两，加上土地、房产等不动产，总资产达千万两以上。

乔贵发一心经商，含辛茹苦，直到30多岁，才娶了一个寡妇，共育三子。长子全德是寡妇程氏带来的，名德星堂，因非乔贵发亲生，这一门没有什么起色。二门全义，堂名宁守堂，子弟多入仕途。三门全美，堂名“在中堂”，其次子乔致庸（1818—1907），是乔家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以儒道之尊，“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心，诚信为本，执着追求，艰苦奋斗，不断开拓，实现了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理想，为乔家的繁荣立下了大功。乔致庸活到89岁，生有六子，但在他心中各有不足，最终把乔家大业交给了他的孙子乔映霞。乔映霞深受家风祖规熏陶，主持乔家以来，事业心强，治家严谨。他针对兄弟与子弟特点，分别立书斋名，曰“不泥古斋”“知不足斋”“日新斋”“自强不息斋”“一日三省斋”等，以资互勉，并明订家规“五不准”：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贝者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等。在乔映霞努力下，乔家大业蒸蒸日上，达到了鼎盛。乔映霞思想比较开明，曾率先剪辫子，动员家族妇女解除缠足陋习，又任过区长、禁烟主任，到了事业的顶峰。清朝末年，乔氏票号业务多被官办银行夺走，生意从此走向衰败。

货通俄蒙领风骚外贸世家是常家

榆次的常家，在晋商中以外贸称著。据“山西外贸志”载：“在恰克图从事对俄贸易众多的山西商号中，经营最长，历史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从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七代，沿袭一百五十多年。尤其在晚清，在恰克图十数个较大商号中，常氏一门独占其四，堪称清代晋商中“外贸世家”。常氏家族经商的始祖常威，当年去张家口经商，从家里出发时，身不带分文，一路以为人占卦算命，赚取吃饭住店钱，得以成行。常威有三个儿子，长子常万圯和三子常万达，都以经商见长。万圯一支，即后来所说的“南常”；万达一支是“北常”。常万达少年聪慧，长大后随父到张家口经商，十年如一日，生活俭仆，为人处事诚恳守信，为商界同行所器重。常家从开布铺，经营布匹、白布走俏、获得厚利，又扩大规模，兼营茶叶、杂货，外销蒙古等地，逐步积累商业资本，设立了大德玉商号。

到乾隆年间，恰克图被清政府定为中俄贸易的唯一地点。中俄贸易的庞大交易都被压缩到了恰克图。常万达看出了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他将张家口经营的“大德玉”字号改为茶庄，倾其资财来到恰克图，实现了由内贸到外贸的转变。常万达向俄商出口茶叶，兼营绸缎，由俄方引进皮毛、银锭，有出有进，获利甚丰。常万达“满而不盈，视有若无”，不断倍厚资本，为常家外贸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事业的发展和资本的增加，常氏先后增设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形成了常氏“玉字”连号，遍布苏州、上海、汉口等地，独慎玉还在莫斯科设立了分店。

庚子事变，常氏商业受到一些损失，转而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蚕桑局、敦睦和织布工厂，获利颇丰。常氏在山西还向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务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常氏十四世常旭春还担任了保晋公司第四任总经理。常氏由商业起家，家境富裕后，便转而让子弟读书子儒。常氏八世常吉为县贡生，是家族中入贡第一人。此后学业有成者延绵不断。到1921年，常氏有4人赴日留学学成回国，有10人从省内外大学毕业，素称“世兼儒贾为业”是晋商中少有的“书香门第”。

常氏商业清末、民国初年逐渐衰落，主要是俄商拖欠巨款，加之俄政府巨额征税，遭受浩劫。据记载，仅在莫斯科所赔累折银140余万两。辛亥革命后，内外货款不结，玉字号随之倒闭。

太谷巨富“三多堂”商铺规模数曹家

太谷曹家，是明、清之际声势显赫的晋商巨富。

曹氏家族发迹，始于明末清初人曹三喜。当年，曹三喜因生计所迫，随人到东北三座塔（今辽宁辽阳县）经商。他先是租地种菜、种豆，后与人合伙磨豆腐，用豆腐渣养猪。待生意兴盛后，因曹三喜是外乡人，合伙者想多占利润，只好各自经营。曹三喜认为，自己的名字有“三”字，自己在“三座塔”干一定能成功。他勤劳踏实，以诚待人，生意越做越好，增添了酿酒业、杂货业、典当业。之后，又在沈阳、四平、锦州等地设立商号，逐步成为省外大商。清兵入关后，曹家的商号又向关内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到道光、咸丰时期，曹家的商号已遍及半个中国，国外发展到莫斯科。经营项目有银钱业、绸缎、布匹、呢绒、颜料、药材、皮毛、杂货、洋货、酿酒、粮店等等，雇员达37000余人，总资本达1000余万两。曹家创造出总号辖分号、大小分号连锁管理办法，据说，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曹家的商号，连管家的也说不清楚。有钻营者，未通过曹家同意，擅自打着曹家旗号，借贷资金开设商号，只要在其钱庄、银号管辖之下，外贷不足2万两以下，曹家亦不问所以，可见曹家的财势之大。

曹三喜致富后，把资产分成七分，给每个儿子各一分。然后，每家出资10万两，组成管理处，合资经营，称为“曹七合”。道光以后，各门逐渐衰落，惟独“三多堂”兴旺发达。“三多堂”为多福多寿多男子之意。在太谷城西北洗村，有三座并排高耸的四层旧式楼，是“三多堂”的标志。这三座楼，墙厚1．5米，高达15米多，三个穿堂大院，布局是“寿”字形，内套15个大院，房屋280间，共计6000多平方米，也是著名的晋商大院。曹氏商业在清末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曹氏在东北各大城市的票号，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发行的“奉票”挤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曹氏在东北的票号归伪满政府所有。

蔚字五联竞潇洒票号世家是侯家

介休侯氏人称“侯百万”，史料记载有资产七八百万两白银。侯氏发迹于清康熙年间，十世侯万瞻，专跑苏、杭州贩卖绸缎、家业发展很快，到他的孙子侯兴域时，已成为赫赫有名的大财主了。

侯兴域是侯家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他继承祖业，用心经营，积累百万。他的三儿子侯庆来更是精明练达，颇有才干，一手掌家，野心勃勃，首先把在平遥开设的经营绸缎、茶叶、钱币的蔚盛长、协泰蔚、厚长来、新泰永都改为蔚字号，后来又把蔚字号改为票号。但侯庆来只活了36岁，他的儿子侯荫昌接管了家业，在与平遥日升昌票号的竞争中，又把其它蔚字号也都改为票号，成为山西赫赫有名的“蔚宇五联号”。经过道光、咸丰到同治，大约三十年间，蔚字号声势日增，分号遍布全国30多个城市大有后来居上气势。

蔚字号的财东侯家，历次分红都获得了巨款利润，有钱有势，骄奢淫逸。侯荫昌的姬孙侯奎，是介休有名的挥金如土的阔少年。当时介休有一句谚语，说“介休县有三不管，侯奎灵哥二大王”，这三个人整日声色犬马，竞相斗富，极尽挥霍之事。光绪末年，大清银行成立后，侯氏票号由盛而衰，渐渐走上了下坡路。

声名卓著“长裕川”祁县大户是渠家

祁县商人云集，号称祁帮，是清代商界的一支劲旅。而渠家是祁帮中的大户。渠家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

渠家发迹，始自元末明初渠敬信、渠于信、渠忠信三兄弟，从贩运小本生意做起，起先把潞麻和梨贩到祁县，再把祁县的粗布和枣运到上党，年长日久，不辞辛劳，渐渐积累了资金。到清乾隆、嘉庆年间，渠家的生意已涉足对俄、蒙的茶叶贸易。从渠氏十七代源字辈开始，进入了生意兴隆的黄金时代，成为当时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源字辈渠源桢先后与他人合资开设了“百川通”票号、“存义公”票号、“长盛川”票号，并独资开设了“三晋源”票号、“汇源通”票号，在开设票号的同时，渠家在各省设有茶庄、盐店、钱店、当铺、绸缎庄、药材庄等，实现了票号资本与商业资本的相互转化，这是渠家商业经营的特色，并获得了成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渠家“百川通”每股分红达两万多两白银。

渠源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渠源桢希望长子渠本翘从事商业，但渠本翘天资聪颖，小时候就有“神童”之誉，更热心考取功名。渠源桢对其极为不满，据说，渠本翘考取举人归乡省亲，渠源桢竞跪在门外迎接，弄得很难堪。渠本翘中进士后，曾被清政府派驻日本横滨领事。父子两人矛盾的缓和是在山西保矿运动。1898年，清政府从极低廉的价格，将山西的煤矿、铁矿；开采权，出让给英国商人。消息传开，山西全省哗然，商民各界奔走呼号，展开长达数年的争回矿权、路权的斗争，渠本翘刚刚卸任山西大学堂监督，就投入保矿运动。在晋商保矿运动中，渠家父子配合默契，渠源桢主持渠家大票号协力相助。不但出巨资入股保晋公司，还帮助公司发行、募集股票。渠本翘在保晋公司担任了一年多总经理，就再次入京为官。渠本翘入京后，渠源桢将大半资财铸成银锭埋在自家院里，据说总量达三百万两之多。1919年渠本翘病逝于天津，此后渠家的后代再没有涉入商界，大多数成为学者、教师和作家。

明清两代聚千两山西首富数亢家

山西平阳府（今临汾市）的亢家，在明清时期聚财数千万两，堪称山西首富。亢氏之后，才是资产在七八百万两的曹、乔、渠、常等诸姓人家。

亢氏起家，传说源自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山海关与清军作战失败，退出北京撤往西安途中，曾将携带的金银财宝寄存于亢家。后来，李自成牺牲，农民军寄存的金银财宝遂为亢氏所有。但这只是传说，其实，亢氏致富也是经商之道。亢氏首先是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由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正是凭这种贩运特权，获取丰利，成为巨富。亢氏在盐商聚集的扬州修建了著名的亢园，显赫一时。其次，亢氏是大粮商。当时在北京，由于是京畿要地，四方辐辏，买米糊口之人倍繁于他省，而北京资本最大，规模最大的粮店就是亢家在正阳门外开设的粮店。在原籍平阳府，亢家“仓廪多至数千”，藏有米粮万石。再次；亢家是一个资本雄厚的典当商。传说当年，亢家为了挤垮当地另一家当铺，连续三个月拿出90尊金罗汉到这家当铺去典当，每尊典银1000两。这家当铺人慌了，问典当人，何以有这么多金罗汉，来人说：“我家主人有金罗汉500尊，现在还410尊等着典当呢！”这家当铺只好让亢家将90尊金罗汉赎回，自己关闭当铺远走他乡去了。此外，当时，亢氏在原籍平阳还拥有大量田宅和储粮，号称“宅第连云，宛如世家”，“上有老苍天，下有亢百万，三年不下雨，陈粮有万石”。

甲第联辉名当世“世袭皇商”是范家

介休范氏经商始祖叫范永斗，明末时在张家口经商，经常出入辽东，是当时有名的八大商人之一。

由于当时商人经常出入关内外，为满清提供军需物资和情报，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皇帝为答谢八大商人，在紫禁城设宴，亲自召见，尝赐朝服，编入“御用皇商”行列。范永斗被任命为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取得了别的商人无法享有的经济特权。范毓宾是范永斗的孙子，他具有聪颖卓越的经济头脑，继承祖业后不负众望，使范家商务达到登峰造极的境地。他主政时，担当了“承办、采运军粮”的大官差。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亲征准噶尔部，由于运送军粮花费过大，“输米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作为皇商接受这项官差后，认为虽然返贩军粮艰苦，但依仗自己多年经商的经验，认为不仅有利可图，又可报效国家。他请求以每石米低于官价三分二的价格自费办售军粮，康熙闻奏大喜，遂即准请。范毓宾感受皇恩浩大，表现出令人感慨的忠诚。他凑足144万两白银，补运军粮计为百万余石，为清政府节省费用600余万两。《清史稿·列传》中说，范毓宾“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邻，克期必至，省国费亿万计”，忠诚换来了丰富的回报。范氏家族中有许多人被授予官爵，甲第联辉，显赫一时。朝廷还慷慨地把西北游牧民族的贸易权交给了范家，获得了巨大的商机。范氏由皇商兼获高官，在清朝二百多年历史上实属罕见，范家并不满足于既得利益，继续寻求发展机会。康熙时，国内铜斤（造铜钱用的原料）严重短缺，政府允许商人赴日本购买铜斤。范氏把握时机，奏请内务府，承担了贩运洋铜的大部分业务，获得巨大利益。

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随着清末满清政府的衰败，范氏商务日趋衰落。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清廷以范氏铜业“亏折日深，以至上年误运误课，拖欠官项累累”、“亏损至一百五六十万两之多”为由，革除范氏内务府、户部等衙门官职，着令严加审讯范清济兄弟，并查封家产，昔日堂堂皇皇的“世袭皇商”变成了阶下之囚。

大名鼎鼎“财神爷”“最后风光”是孔家

在晋商中，有一位大名鼎鼎的“财神爷”，就是太谷的孔祥熙，他是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

孔祥熙的父祖孔繁慈，年轻时，抽过大烟，把家产抽光了，这也是幼年的孔祥熙曾拣过煤渣的原因。后来孔繁慈在太谷城乡许多地方当过私塾教师，供孔祥熙在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式学塾学习。1901年秋，孔祥熙赴美，考入耶鲁大学，主修理化，后来又修社会学。1905年进入本院研究院，获理化硕士学位，他的抱负是“提倡教育，振兴家业”。1907年孔祥熙回到北京；那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但他婉辞了邮政部、北洋大学等的聘请，决心回太谷办学，在太谷南街基督教公理会明道院附设小学的基础上，增扩课程，创办了太谷第一所中学铭贤学堂。孔祥熙一方面提倡培养新式人才，但对“振兴家业”发财致富并未忘怀。1912年，他从生活中看到煤油已成为民间点灯照明的必需品的商机，便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的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了一部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经销火油（煤油）的总代理权，独家经营、获利丰厚。孔祥熙也因此成为山西第一位买办商人。

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东渡日本，在横滨结识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宋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对孔“在在服佩”。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与宋霭龄结为伉俪。婚后，宋霭龄向孙中山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宋庆龄接替。1915年孔祥熙回国，利用欧战国外需要军工原料的商机，把阳泉的铁砂运往天津出口，在天津创办了“祥记”和“裕华”公司。1926年，国内政界发生剧烈变动，孔祥熙认为“做大官”的“时会机遇”来临，他从美国回到广州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后方财政事务。由于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上，孔祥熙和宋霭龄说服了父母，孔氏家族则通过蒋介石政权获得了极高的政治地位，为家族财富增殖取得了可靠保证。1927年，孔祥熙做了南京政府工商部长，继又选为“国府委员”，从此，官运、财运十分亨通。1933年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家在借公营私、亦官亦商、因利乘便的情况下，成为中国豪门首富。孔家利用所掌握的权力，谋取私利，大发国难财，究竟聚敛了多少钱财，据说抗战初期宋霭龄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就“捞了800万英镑”。1939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茜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1944年的“朋分美金公债案”，一时间在山城重庆舆论沸扬，孔祥熙被迫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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