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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学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是在中国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一般特指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魏晋时期，由于汉代以来农民起义的打击，统治阶级所尊奉的天人感应的儒学思想和阴阳谶纬的神学思想已经丧失了欺骗人民的作用，玄学便应运而生。玄学是揉合儒道两家学说而形成的新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体系。玄即深奥、玄妙之意。当时士大夫将道家的《老子》、《庄子》和儒家的《周易》称为“三玄”，并以此为根据探讨一些抽象、玄虚的问题，因此他们所谈的内容称为玄学；进行辩论的形式称为“清谈”。玄学是以老庄的“贵无”主义为理论基础，结合儒家的纲常名教，为士族门阀的根本利益进行辩护的唯心主义哲学。因此，玄学是士族门阀应付时变的理论和扼杀农民起义的工具。

由于士族门阀内部存在着不同的集团和派别，玄学也形成不同的流派。

曹魏正始时期（240-248年）的何晏与王弼是玄学的倡始人。何晏的《论语集解》、《道德论》，王弼的《易注》、《老子注》，都是玄学的重要著作。他们论证了有无、本末、一多、动静等哲学范畴，提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本体论。又说“无”即为“道”。无与道虽然是无形无名，不可为象的，然而却是一切有形有象物体的本源，是地道的客观唯心主义。他们在政治思想方面，提出了名教（封建等级制度、礼乐教化）出于自然（玄学的道和无）的主张，以证明名教是宇宙的本体“无”或道的产物，而且是有其必然性的。这样，就将儒家的名教同道家的“自然”巧妙地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名教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可见玄学是以曹魏的时政需要为依据的。

正始以后，掌权的司马氏为了篡夺曹魏政权，标榜名教，主张以儒学治天下。一些拥曹派士大夫不满时政，又无力公开反抗，乃以玄学为工具，对司马氏标榜的名教进行侧面攻击。代表人物有嵇康、阮籍。他们与王弼、何晏不同，认为名教与自然是对立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为了反对司马氏假意提倡的“孝”，在母丧时饮酒食肉。他笑骂遵守礼法的伪君子为裤裆里的虱子，讽刺他们如同虱子一样循规蹈矩，“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却专以“咬人”为生。阮籍等人攻击名教，排斥礼法，是公开同司马氏宣战。司马氏实权在握，终将阮籍软化，并杀死嵇康。阮、嵇冲击儒家的教条，揭露司马氏提倡名教的虚伪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他们思想颓废，以攻击礼教宣泄个人对司马氏的不满，并非真正反对礼教，仍然属于玄学家。

西晋时期玄学的代表人物为向秀和郭象。他们与阮、嵇不同，是通过为《庄子》作注的方式阐发自己的思想。他们修改了何晏、王弼的“贵无”主张，认为“有”是自然存在的，并不生于“无”，因而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向、郭把这个理论运用于政治上，认为一切现存的事物，诸如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都是合理的、自然的；认为“以小求大，理终不得，各安其分，则大小俱足”，这就是要让人民听其自然，遵守名教，安分守己。他们还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种说法就是使统治者既有清高之名，又得剥削之实，完全是替士族门阀既享有高官厚禄，不理政事，又要假装清高的行为进行辩护。向、郭是司马氏西晋政权的拥护者，他们宣扬的理论，是完全代表士族地主利益的哲学。

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时，各种反玄学的思想也不断出现。两晋之际唯物主义思想家鲍敬言的《无君论》，就是比较突出的代表。鲍敬言从天地是物质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天在上，地在下，是自然存在的现象，无所谓尊卑。这与君臣上下、等级制度毫无关系。这在士族门阀的腐朽统治时代，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玄学又称新道家，亦称形而上学。

玄学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

玄学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

正始玄学：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尤以王弼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

竹林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

西晋玄学：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

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哲学与学说，是那个时代的学术主潮。所谓“玄”，即《老子》所讲“玄之又玄．谓。西汉之扬雄在《太玄·玄摊》中说：“玄者，幽摊万类，不见形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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