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如果您还对“易经”的来龙去脉不太了解，没有关系，今天就由本站为大家分享“易经”的来龙去脉的知识，包括易学大辞典的问题都会给大家分析到，还望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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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易学转轨之前奏（1900－1919）

20世纪开初20年，新文化运动兴起。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镇的易学，亦随之发生新旧交替，进入易学研究转轨的前奏期。清末易学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贯》、《艮宦易说》、《邵易补原》、《易旁通变化论》、《周易互体徵》、《卦气值日考》等九种著作，很快就被人们置诸脑后，传统经学，曾经辉煌百代，而今己成为过眼云烟。经学家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对《易经》的评论，代表清代学者对易学的权威定论，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崭新的易学观。唐海宗《医易通说》（1910）继承发展明代医学家张介宾的医易思想，开拓易学研究新领域，在医易会通研究中，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对易学认识不清，常把易学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来，甚至视为禁区，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易学研究逐渐兴起。1984年全国第一次周易学术讨论会的召开，促进了易学研究的发展。之后，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易学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90年8月，中国第一个易学研究会——安阳周易研究会成立，标志中国易学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易学研究在中国逐渐发展起来，并影响和震撼了世界。随着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易学已经被许多有识之士所认同，研究易学更是不乏其人，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国外的一些中国文化爱好者，均对易学产生了深厚的兴趣。据2012年文化部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发起和编撰的《中国传统文化名家大典--易学卷》收录，当代知名易学学者、爱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统地展示了当代易学研究成果，介绍了中国当代易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伟华，唐明邦，廖墨香，李书有，张志春，曾仕强等老一辈学者，同时也收录了象梁惟朝，裴翁，谢金龙，毛杰，周汉辉、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学者，是当代易学研究领域具有权威性的人物辞书，更是易学研究的时代鉴证。

易学

这一时期突出的易学家，无疑首推杭辛斋。他在狱中得名家指点，对《周易》有特殊领悟。他先后撰写了《学易笔谈》初集、二集，《读易条识》、《易楔》、《易数偶得》等七种著作，融会象数、义理，开拓新的象数易学理论，成为科学易的先驱者。他广泛引用当时中国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知识，论述传统易学中的卦气、纳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图、洛书等，力图贯通古今哲学、科学、乃至宗教思想。杭辛斋易学思想充分体现了易学研究转轨过程中的博杂现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浅层会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蜕变过程。

清末民初，展现清代易学余绪者尚有刘师培、马其昶、廖平等。他们的易学思想，在文化巨变中大都缺乏新意而为时代呼声所湮没。20世纪最初20年，易学同其他经学一样，面临历史批判的命运。

“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学转轨之初步（1919－1949）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严峻挑战，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以科学与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学研究转轨，体现在四个方面。

人文易学脱颖而出。易学家们受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抛弃封建时代“以传解经”的经学注疏传统，开始用西方近代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当时的易学哲学大体分两支。

用近代西方哲学观点研究《周易》的，首推冯友兰及其《中国哲学史》（1930-1933），他以实证主义方法分析《周易》哲学，把易学哲学引进高等学府课堂，《周易》哲学令人刮目相看。朱谦之《周易哲学》（1923），用周易阴阳学说，论述宇宙生命的运动变化独具一格。吴康《周易大纲》（1938）、贾丰臻《易之哲学》（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数，论述宇宙运动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古代社会生活。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坚持西方学术观点，看重《周易》蕴涵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为新方向，实为以科学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时代》（写于1935年），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周易》的开山之作，在学术界颇具影响。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中国奴隶社会中渔猎、牧畜、商旅、耕种、工艺等方面的社会生活。苏渊雷《周易会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继以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分析《周易》哲学思想。宣扬民主精神与社会革新思想。由于他们的努力，《周易》理论研究同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相适应。以史证易，开拓易学研究新视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1926）、《论周易系辞传中现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学方法研究《周易》，论证《周易》的作者及其产生的时代，将千百年来的经学研究方法远远抛在后面；胡朴安《周易古史观》（1942）、徐世大《周易阐微》（1947），力图从《周易》卦交辞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证明《周易》卦爻辞的文化内涵，思路开阔，但不乏牵附之处。

易学训诂，别开生面。《周易》一书，文字大奥，向你难读。于省吾、闻一多、高亨等，力图结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学知识，对《周易》卦爻辞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释，还《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证》（1937）、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1941）、高亨《周易古经通说》《1943）、对《周易》的名称，性质；生产时代，卦爻辞所反映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古代风俗习惯，—一根据古文字、古文献作了考证、注释。他们既不重象数，亦不专谈义理，只在训诂释名、钧沉史事上下功夫，为后学者铺平前进道路。

科学易破块启蒙。乃20世纪易学的新发展。受国外莱布尼兹、玻尔等著名科学家对《周易》象数青睐的影响，中国少近代科学家，独开新风，用近代自然科学成果阐述易学思想，亦以易学象数解释近代科学的某些原理，从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学易著作，为易学研究开辟了崭新的领域。沈仲涛《易卦与代数之定律》）（1924）、《易卦与科学》（1934），成为科学易的拓荒之作。他认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数几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学、天文学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发表，国内影响不大。造成较大影响的是薜学潜《易与物质波量子力学》（1937）、《超相对论》（为前书之普及本，1964年在台湾重版时改名《易经数理科学新解》）。此书将易学原理归结为易卦方阵演变定律。认为爱因斯坦相对论，狄拉克方阵算学，以及物质波、量子力学诸定律，都可同易方阵定律契合，此书一出，在易学界和科学界产生极大反响。他主张：“吾愿今之学者治《易》求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诸八卦。”治科学易者蔚然成风，盖由此时开端。

二十世纪中叶，易学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对传统思想文化实行批判继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学术界掀起关于《周易》的一次学术讨论。北京大学哲学系冯友兰教授。率先发表易学论文，《易传的哲学思想》（1960）、《易经的哲学思想》（1961）。接着任继愈、李镜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纷纷响应，掀起了关于《周易》成书的年代。《周易》的性质，《周易》的哲学思想等学术讨论。1961年李景春发表了《周易哲学及其辩证法因素》，接着发表续篇（1963），高亨亦发表《周易杂论》（1962）、新版《周易古经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学讨论转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个别人物借口反对将《周易》思想现代化，着意把学术讨论引向政治思想批判，传布极左思潮，使这场易学讨论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极坏的思想影响。本来在易学讨论中，学者们正准备整理出版自己的学术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学》1963年编成，李锐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编定，都未来得及出版，就被压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问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版，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学术界极左思潮作祟，学者们坚持“潜龙勿用”原则，易学研究实际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个别学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问世的，但在学术界并未造成影响。这一时期值得重视的是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的出土。不过关于《帛书周易》的校释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当时并未形成研究热潮。

20世纪晚期，易学空前兴盛（1979-1999）

20世纪80年代，易学研究出乎意料地迎来了空前兴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汉召开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1987年在济南举行第一次国际周易学术研讨会，海内外同时掀起了“周易热”。易学队伍不断扩大，周易学会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迅速建立，易学著作、易学刊物纷纷出版，学术研讨会年年举办，甚至一年多次举行，易学研究不断开拓新领域。易学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一、《周易》今译今注，百花齐放。

近十余年来，《周易》今译、今注，不断翻新。李镜池《周易通义》（1981）、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经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译著作，为易学研究提供了急需读物。1987年，同时有两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释与考辨》、沙少海《易卦浅释》。此后，随着“周易热”的发展，陆续有新注译本问世，黄寿棋、张善文的《周易译注》（1989）、金景芳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译注》（199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1996）。这批注译本，其注释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进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刘大钧、林忠军的《周易古经白话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与风水》、《周易传文白话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译》（1991）、邓球柏《白话易经》（1993），陈德达、杨树帆的《周易入门》（1999），为广大易学爱好者提供了入门读本。对易学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新涌现了各种《周易》经传注译本，有的长于文字考订，有的长于训诂诠释，有的长于理论评析，创立了《周易》注释的新体例，对《周易》的思想文化内涵，作出多学科、多角度的诠释。

二、人文易空前繁荣。《周易》的哲学思想，自“五四”以来，就深受重视。冯友兰在致第一次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的《代祝辞》中，称周易哲学为富有辩证思维的“字宙代数学”。“周易热”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学思想。张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吕绍纲《周易阅微》（1991），张祥平《易与人类思维》（1992），罗炽主编的《易文化传统与民族思维方式》（1994）、张吉良《周易哲学和古代社会思想》（1996）、唐明邦《当代易学与时代精神》（1999），都着力于剖析《周易》哲学，特别看重其以象数思维为特征的民族思维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维与逻辑》（1994）着力探讨《周易》理论体系的逻辑问题。人们不再满足于对《周易》哲学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质判定，而深入探讨《周易》所启示的民族思维方法及其特色，探讨其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和逻辑思维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学思想受到重视，刘纲纪《周易美学》（1992）、王振复《周易的美学智慧》（1997），刘纲纪、范明华《易学与美学》（1997），对《周易》美学思想的掘发，填补了易学中的空白。

关于《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学者们进行了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的审视和分析。刘大钧《周易概论》（1986），宋柞胤《周易新论》（1982），王振复《巫术：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郭树森、张吉良主编《大道之源——周易与中国文化》（1993），罗炽主编《中华易文化传统导论》（1995），翟廷*《周易与华夏文明》（1995），周山《周易文化论》（1994），胡道静、戚文主编《周易十日谈》（1992），从不同角度阐述《周易》的文化内涵及其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1995），发掘了周易卦爻辞中蕴涵的古代诗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极思维与现代管理》（1993），周豹荣《周易与现代经济科学》（1989），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管理科学）（1991），余敦康主编《易学与管理》（1997），对《周易》的经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阐述，突显了《周易》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

《周易》和易学研究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价值，成为新时期易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安阳、庐山、西安等地多次学术研讨会上，对此进行了深入深讨。刘大钧主编《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长山主编《周易与现代化》第一辑（1992）、第二辑（1993），《现代易学优秀论文集》（1994），朱伯主编《易学基础教程》（1993）唐明邦主编《周易纵横录》（1986），郑万耕、赵建功《周易与现代文化》（1999），张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经世学新论》（1999），都论述了《周易》和历代易学思想，对新时期人们营建进步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着古为今用的启迪作用，对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质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姜国柱《周易与兵法》（1997），为易学与现代化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北师大易学文化研究中心对于易学的传播与弘扬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瞩目。

易学

1973年初，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开发表六十四卦经文，同时发表张政*《帛书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书周易》（1984），引起海内外极大关注，《帛书周易》研究，成为热潮。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1987）、张立文《帛书周易注释》（1992），韩仲民《帛易略说》（1997），是第一批学术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书周易传文开始发表，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1993）、第六辑（1995），朱伯昆主编《国际易学研究》第一辑（1995），公开发表《帛书易传释文》，共有《二三子问》、《系辞》、《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从此，张岱年、饶宗颐、严灵峰、朱伯*、张政*、李学勤、余敦康、张立文、陈鼓应、廖名春、张涛等纷纷发表论文，掀起《帛书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国轩《邵氏易数》（1998）对《梅花易数》的内容、结构、成书年代、卦序特点、学术渊源等问题都作了论述。1994年发现了楚竹书《周易》，经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关校注，参看丁四新著《楚竹简与汉帛书〈周易〉校注》等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学易巽军突起

《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国轩的《邵氏易数》（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

《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周易》与中国传统风水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多次举办关于周易与风水文化学术研讨会，邵国轩《时尚健康人居堪舆法》（1999）、《邵氏易数》（1998）、《传统风水与现代建筑》等著作，对易学思想与现代建筑风水规划做了全面的论述。

易学

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

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

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邵国轩《邵雍评传》（1998）、《邵雍全书注释》（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

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

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纪初河北承德袁东峰老师对易学更是大力探索，用数学、哲学、国学等综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东峰讲国学易学》等书籍，其中大部分将传统文化和易学相互地结合了起来。

易经yì jīng

《易经》是我国一部最古老而深邃的经典，据说是由伏羲的言论加以总结与修改概括而来（同时产生了易经八卦图），是华夏五千年智慧与文化的结晶，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在古代是帝王之学，政治家、军事家、商家的必修之术。

如果从本质上来讲，《易经》是一本关于“卜筮”之书。“卜筮”就是对未来事态的发展进行预测，而《易经》便是总结这些预测的规律理论的书。

一、《易经》名字的解释：

《易经》一般又称为《周易》。

<一>、关于《周易》的“周”字，历来有很多种说法：

1、有人认为：“周”是“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意思。因为易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笼罩万事万物，所以卦爻的含义，自然是周延普遍的。

2、有人认为：《周易》是指周朝。周朝为一般人所接受，因为很多人都认为《周易》的“周”字就是朝代的名称。

<二>、关于“易”字的解释有很多，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

1、上日下月为易。“易之为字，从月从日阴阳具矣。”、“易者，日月也。”、“日月为易，刚柔相当。”

2、金鸟，大日，生命。“易，飞鸟形象也。”

3、蜥蜴变化为易。“易，即蜴。蜥蜴因坏境而改变自身颜色，曰之易，取其变化之义。”

4、化繁就简则为易。《简易道德经》：“简则简，易则易。简则简之易，易则易之简，万物皆在一简一易中矣。"

5、《系辞》则说：“生生之谓易”。

6、清代的陈震著《周易浅述》则将“易”的定义分为两种：

⑴、交易：阴阳寒暑，上下四方之对待是也。

⑵、变易：春夏秋冬，循环往来是也。

7、此外，“易”历来有一名含三义的说法：

⑴、简易，即“易”虽包罗万象，但有一个最简化的公式或“模式”，一切事物和现象都可以装进这个“模式”里，都可以用这个“模式”来说明。即“大道至简是也”。

⑵、变易，即“易”是讲变化之道的，也就是讲“辨证法”的。

⑶、不易，即“易”虽讲变化，但这变化之“道”却是永恒不变的，也就是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究竟“易”为何义，下面我们不妨从“易”字的由来、及其形体的发展变化，来作较为深入的分析、探讨。

<三>、关于“易”字在我国文字的发展变化过程中，对其形体变化和其字义的理解基本有以下两种意见和观点：

1、第一种观点认为：“易”字是个象形字。

⑴、“易”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就像头朝上的一条“蜥蜴”。

⑵、“易”字在金文中的形体，就更像“蜥蜴”的样子了。

⑶、“易”字在小篆中的形体，与金文相似。

⑷、“易”字是现代楷书的写法和形体。

此种观点认为：“易”字原指“蜥蜴”之“蜴”，其本义为“变化”。当“易”字被假借为“交换”、由“交换”又引申为“改变”之义之后，那么当“蜥蜴”讲的“易”就写作“蜴”了。“易”字还可以当“容易”讲。

这就是认为《易经》中的“易”，是“蜥蜴变化为易”观点的理论依据。

2、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易”字是个会意字。

⑴、“易”字在甲骨文中的形体，最初是左边三点，中间一条长弧线，右是半个圆圈。或左边是半个圆圈，中间一条长弧线，右边三点。（在古文中，同一个字，不少是正反互写的。）

其形义解释为：

①、半个圆圈是半个太阳；

②、中间的长弧线是一条挡住太阳的浮云；

③、旁边的三点是从云缝里透射下来的阳光。（也可以说是表示多云的“多”，因为古人以“三为数之众，九为数之极。”）

是故，“易”字的原义是“乍晴乍阴”之意。

甲骨卜辞里常有“易日”、“不其易日”。“易日”是“好天气”，“不其易日”就是“天气不好”了。

“易”由其本义“乍晴乍阴”，后又引申出“变换”、“交换”、“更易”、“交易”等义。

⑵、“易”字在金文中的形体，是以甲骨文中的形体为基形发展过来的。半边的太阳、散射的阳光都没有变，只是把蔽日的浮云的长弧线、变为先向左拐、后向右弯的弧线罢了。而太阳里像“鸟的眼睛”的那一点，其实就是我们所见的日中的“黑子”。（此形乍看也像飞鸟之形，这也就是认为《易经》中的“易”，是金鸟，大日，生命。“易，飞鸟形象也。”观点的理论依据和由来。）

⑶、在秦代的小篆中，“易”字的上部已经变成方形的“日”，弧线的下部和三点阳光已讹变为“易”下的“勿”了。

⑷、于是“易”这个会意字，沿循小篆中“易”字的形体、发展成为汉代的隶书之“易”和现代楷书的“易”了。

综上所述，我个人比较赞成“上日下月为易”、“易之为字，从月从日阴阳具矣。”的说法。这是因为：

1、《易经》是揭示、论述、反映自然（天地）之大道发展、变化规律的经典书籍。

2、日月即代表天地，亦即代表阴阳，此种说法比较吻合《易经》八卦构成和排列的规律法则，及其内涵的核心思想。

3、无论哪种说法、观点，都不能否认“易”的“变化”之含义。日月象数蕴含交替、变化之义。

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解释，说《周易》是讲阴阳两种势力相互作用、产生万物、“刚柔相推，变在其中”，都是不错的。

到了西汉，儒家学派将《周易》与《诗》、《书》、《礼》、《乐》、《春秋》等奉为经典，并称“六经”。于是《周易》又被称为《易经》。

<四>、关于“经”字的解释：

1、、“经”字的由来及发展变化：

“经”字原是个象形字，没有“纟”旁，只有“巠”。

⑴、在金文中，“巠”字的下部是织布时撑线时用的“工”，上部的三条曲线就是织布的“经线”之形。

⑵、在小篆中，为了使其“经线”的词义更为明确，所以又在其左增加了表意部分“纟”，这样“经”字就变成了左形右声的形声字了。

注意：“纟”同“糸”，不能读作（sī）而应读（mì），由于人们误认为“纟”同“丝”，已经习惯地将“纟”也读成（sī）了。

“纟”字是个象形字。

a、“纟”字在甲骨文中，就像一小把丝柠在一起之形。

b、“纟”字在金文中，其形体和在甲骨文中的形体大体相同。

c、在小篆中，其形体和甲骨文、金文中的形体也基本相同。

d、“糸”是楷书的写法。

e、“纟”是简化字的形体。

宋朝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徐锴说：“一蚕所吐为‘忽’，十忽为“丝”；‘糸’，五忽也。”

可见“纟”（糸）是极细小的丝（二分之一丝）。

“纟”(糸)字的本义就是“细丝”。

《说文》：“纟，细丝也。象束丝之形。”

⑶、“经”是楷书的写法。

⑷、“经”是简化字。

2、“经”字的词义解释：

⑴、“经”字的本义是指织布的纵线，跟“纬”相对。

《文心雕龙﹒情采》：“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其大意是：经线正，纬线才能成；文章的内容定好了，文辞才能流畅。

⑵、后来从“经纬”之义又引申为南北东西之义，南北谓之“经”；东西谓之“纬”。

《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

⑶、因为没有“经”正，也就没有“纬”成。所以“经”是主要的。人体气血通路的主干也就称为“经”，如：“经脉”、“经络”等。

⑷、同理，也正因为“经”的重要，所以记载一定阶级最高思想道德标准的书籍、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著作、或宣扬宗教教义的书籍，就称为“经典”、“经书”等。

《唐书﹒经籍志上》：“四部者，甲乙丙丁之次也，甲部为经。”也就是说，古代在图书目录中，以甲乙丙丁为次序，甲部的书籍均为经典。

⑸、古通“径”。

……等等。

3、所以“经”字在《易经》中所蕴含的意义应该包括：

⑴、通“径”字，路径、途径、门径。即辨别、反映、揭示、掌握事物发展变化之轨迹、规律的方法。

⑵、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规律。

⑶、对事物发展变化之轨迹、规律的认识、心得体会、心经。

⑷、论述事物发展变化之轨迹、规律的主要、重要的思想理论、经典。

二、《易经》的产生：

1、《易经》产生的年代：

关于《易经》的产生年代，目前说法不一，据学者们考证，应该是五千年前，也有人说是七千年前，而成书的年代则是在商末周初。

2、《易经》的起源：

而关于《易经》的起源，传统上则一般认为《易经》起源自“河图、洛书”。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yǒu）里【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汤阴县北】，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

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3、历史上的《易经》，据说有三种，即所谓的“三易”：

⑴、一曰《连山》，产生于神农时代的《连山易》，是首先从“艮卦”开始的，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⑵、二曰《归藏》，产生于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则是从“坤卦”开始的，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表示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一切以大地为主。

⑶、三曰《周易》，产生于殷商末年的《周易》，是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不同。

《连山易》和《归藏易》已经失传，我们看到的易经也就只有《周易》一种了。

三、《易经》的成书时代：

1、成书于春秋时期：郭沫若说：天地对立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很晚；周金文中无八卦的痕迹，甚至无“地”字；乾坤等字古书中很晚才出现......。足见《易经》不能早于春秋时期。

2、成书于西周初年：张岱年根据卦爻辞中的故事，如“丧牛于易”，“丧羊于易”，“高宗讨鬼方”，和“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等，都是商和西周的故事，周成王以后的故事，没有引用，推论《易经》成书不能晚于成王时代。

3、成书于殷周之际：金静芳等认为，《易经》是殷周之际的作品。他们肯定“卦出于筮”。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写成《易经》。有的学者还从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殷商之际社会矛盾中考察《易经》的成书时代，也认为是殷周之际。

四、《易经》的内容：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

1、《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一共六十四卦。

六十四卦是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重叠演变而来的。每一卦由挂画、标题、卦辞、爻辞组成。

每个卦画都有六爻，爻又分为阳爻和阴爻。阳性称为“九”，阴性称为“六”。从下向上排列成六行，依次叫做初、二、三、四、五、上。六十四个卦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

标题与卦辞、爻辞的内容有关。卦辞在爻辞之前，一般起说明题义的作用；爻辞是每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根据有关内容按六爻的先后层次安排。

2、《传》一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tuàn）》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挂》、《杂挂》和《序挂》。

【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⑴、《彖》是专门对《易经》卦名和卦辞的注释。

⑵、《象》是对《易经》卦名及爻辞的注释。

⑶、《文言》则专门对乾、坤二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

⑷、《系辞》与《彖》、《象》不同，它不是对《易经》的卦辞、爻辞的逐项注释，而是对《易经》的整体评说。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对《易》的产生、原理、意义、及易卦占法等等方面，全面、系统的说明。它阐发了许多从《易经》本义中看不到的思想，是《易经》的哲学纲领。其内容博大精深，是学《易》的必读之篇。

⑸、《说挂》是对八卦卦象的具体说明，是研究术数的理论基础之一。

⑹、《杂挂》则是将六十四卦，以相反或相错的形态、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中来看卦与卦之间的联系。

⑺、《序挂》则讲述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

五、《易经》的宇宙思维模式：“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一种宇宙思维模式，它是《易经》哲学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易经》的最高理想，就是实现“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经》中用乾、坤二卦代表天、地，天、地便代表了自然界。在《易经》看来，天地间的万物均“统”之于天，地与天相辅相成，不可缺一。但地毕竟是“顺从天”的，所以，天可以代表整个自然界。

尽管人作为天地之所“生”、只是万物中的一个自然成员，但人毕竟不同于万物。因为人有“仁义”之性、有“性命”之理，所以这就决定了人在天地万物之中，负有一种神圣的使命。

用《易经》的话来说，就是“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人在获得自然界所提供的一切生存条件的同时，更要“裁成”、“辅相”自然界完成其生命意义，从而达到人之生命目的。

《易经》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思维模式，充分注重了从整体的角度去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把人与自然看做是一个互相感应的有机整体。

六、《易经》的总体哲学思想：“阴阳”。

《系词》中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思想之一，也是《易经》的总体哲学思想，是《易经》内涵的核心所在。

1、《易经》卦象的核心：

《易经》的卦象就是建立在阴、阳二爻两个符号的基础上的，这两个符号按照阴阳二气消长的规律，经过排列组合而成八卦。

八卦的构成和排列，就体现了阴阳互动、对立统一的思想。八卦又经过重叠排列组合而成六十四卦，阴阳就是其核心。

2、事物的两个方面：

除了“卦”本义上的一阴一阳，《易经》还将“阴阳”当成事物的性质及其变化的法则，把许多具体的（自然的和社会的）事物都赋予了“阴阳”的涵义。

⑴、从自然现象来看：“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暑为阳、寒为阴，明为阳、暗为阴，昼为阳、夜为阴，……”。

⑵、从社会现象来看：“男为阳，女为阴，君为阳，民为阴，君子为阳，小人为阴，……”。

除以上两个方面的现象外，《易经》对自然和社会中共有的现象也以“阴阳”来解释，并赋予其“阴阳”的涵义。如：刚、柔，健、顺，进、退，伸、屈，贵、贱，高、低，等等。

依上述，《易经》认为：无论是社会生活，还是自然现象，都存在着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就是“阴阳”。

七、《易经》的根本精神：“生生之谓易”。

《系辞》中的“生生之谓易”，是对“易是什么”的最好回答，也是对“易”的根本精神的最透彻的说明。

1、“易”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

“易”就是“生”，而“生生”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没有一刻停息。它并没有由一个“主宰者”来创造生命，而是由自然界本身来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创造。天地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

2、“易”表现着宇宙的生化过程。

“易”的这个生成过程，表现的就是宇宙的生生化化。

宇宙是从混沌未分的“太极”发生出来的，而后有“阴”、“阳”，再由阴阳两种性质分化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等四象，四象又分化为八卦。

八卦的八组符号代表着万物不同的性质，据《说卦》的解释：“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这八种性质又可以用“天、地、风、山、水、火、雷、泽”的特征来表示。

由八卦又分出六十四卦，但并非说到了六十四卦，这个宇宙的生成过程就完结了，实际上仍然可以展开。所以六十四卦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这说明事物发展到最后必然有一个终结，但此一终结却又是另一新的开始。

八、《易经》的辨证法则：“通变致久”。

“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系辞》中说的，也是《易经》中的一个重要的辨证法则：“通变致久”。

《易经》自古就有“变经”的说法，但变与不变却又是统一联系在一起的。

1、天道运行的规律：“唯变所适”。

《系辞》说：“《易经》之为书也，不可远，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事物有变就有常，有常就有变。《易经》就在这种“变动不居”中、显示了“恒常通久”的不变法则，又在这种“恒常通久”中、表现了“唯变所适”的可变规律。这种规律就是所谓的“天行”，即天道运行的规律。

2、事物变化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

古人认为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着的，只有天道规律本身不变，所以事物变化必须遵循天道运行的规律。

《易经﹒说卦传》：“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易经》每卦六爻，代表天、地、人三才之道，三才之道又各有阴阳、柔刚、仁义之分。六位的阴阳与六爻的柔刚，也就是“道”的常变，彼此交错，互相迭用，才构成了易卦的根本演变规律。

3、所以《易经》认为既然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着的，只有天道规律本身不变，那么人就应该效法天道，不违天逆常，顺时适变，如此才可以保持长久。

九、《易经》的两个指导人行为的概念：“时”与“中”。

在道德修养上，《易经》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时”与“中”这两个概念。这种时中概念是一种很高的生存智慧，它要求人“时行时止”，要求人的行为与天地人万物的运动变化产生协动、发生共振，在顺应性的相通相协的一致性中，顺畅地实现人的存在。

1、“中”指中庸之道：在天地自然之道正中运行，既不太过，又不不及。

2、“时”指与时势一致：

识时之义：察觉时机的来临，重视来到身边的机会。

知时之行：知道时机来临时，如何抓住机会。

用时之机：把握、利用来到身边的机会，不要错过而后悔。

待时而动：一旦时机到来，立即作为、行动。

观时之变：能够看到时机的变化，并随着它的变化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调整。

时行时止：在恰当的时机开始，恰当的时机停止，在与天地万物相通相协中，顺畅地实现人的存在。

《易经》的这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时中”生存智慧，是和那些保守的、奴隶的、闭锁的、内省的、平庸的生存方式的本质完全不同的，它构成了中国人积极进取和待时而动的品格。

参考资料：百度词典、祖行编著《图解易经》。

易经的流传与学派

据中国君友会文献记载：相传秦始皇焚书坑儒之时，李斯将《周易》列入医术占卜之书而得以幸免。之后各个朝代都有人研究《周易》，包括汉代的京房、郑玄，魏晋时代的王弼，唐代的陆德明、李鼎祚、孔颖达，宋代的邵雍、程颐、朱熹等等。

宋代兴起了易图的研究，像广为人知的河图、洛书、先天图、后天图、太极图（含阴阳鱼的饼图案）等，都是《易经》原著中所无、后人根据对《易经》的理解添加进去的。

历代研究周易的大致可分为两个学派：义理派和象数派。义理派强调从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象数派注重从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释卦爻象和卦辞、爻辞。亦有人认为义理派发掘周易的哲学价值，象数派则着重将周易用于占卜。前者如王弼、程颐，后者如京房、邵雍。

明代末年，《易经》被传教士翻译并传播到西方。十七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及数学家莱布尼茨因汉学大师布维（Joachim Bouvet，汉名白晋，1662年－1732年）的介绍、更将《易经》以二进制解释。现在无论中国大陆、台湾和西方各国都有不少人研究《易经》。

根据江弘远《京房易学流变考》一书，自从《京氏易传》出现后，受朱熹、惠栋，以及《四库总目提要》的推波助澜，均认为此书及其条例是出自京房本人之手。本书以沈延国论点加以延伸，确定京房是以十二辟卦所统领的六十卦反复配六十钟律，八宫卦、纳甲、纳音则是由荀爽、虞翻、干宝等另一非京氏《易》学流派演变而来，从《京氏易传》出现后，遂取代京房原有的模式。

乾为天，为太阳，表现天的功能、意识及刚健的性质，还代表冰、雹、霰。在国家为国君，为主席，为总统；在单位为一把手，主要领导人；在家庭为父亲，为大人，为老人，易学

为长辈人；在社会为名人，公门人，宦官；在性别为男，在年龄为老头。在场所为京都，为大城市，形胜之地，高亢之所。在方位为西北方，为南方（先天八卦方位），为上方，为高处。在时间为秋季，农历九、十月，戌、亥年、月、日、时，立冬至大雪45天。在数字为一（先天八卦数）、六（后天八卦数）、四、九（五行金数）。在动物为马、象、天鹅、狮子。在静物为金玉、珠宝、圆物、木果、刚物、冠、镜。在人体为头、右腿（九宫位），肺、骨骼，男性生殖器。在颜色为白色、大赤色、玄色。在五味为辛、辣。

坤卦

坤为地，表现地的功能、潜意识及柔顺的性质。在天时又为阴云、雾气、冰霜。在国家主皇后、第一夫人；在单位为职工、群众；在家庭为母亲、为祖母，为老母、后母、老妇人；在社会为众人，为乡人、为小人、为大腹人、为懦弱之人、吝啬之人；在性别为女；在年龄为老妇，老年女人。在场所为田野，为大地、为乡村、为平地。在方位主西南方，北方（先天八卦方位），下方，底层。在时间为农历六月、七月，未、申年月日时，辰、戌、丑、未五行为土年、月、日、时，立秋至白露45天。在数字为二（后天八卦数）、八（先天八卦数）五、十（五行土数）。在动物为牛，为牝马、为猫、为百兽。在静物为水泥、砖瓦、五谷、布帛、丝绵、方物、柔物，土中之物，牛肉、食品、大车、锅。在人体为腹，右肩（九宫位），脾、胃、肌肉，女性生殖器。在颜色为黄色、黑色。五味中为甘味、甜味。

震卦

震为雷，表示震动、奋起的性质和状态。在天象为雷雨、雷鸣、地震、火山喷发。在家和单位为当权的二把手；在家庭为长男；在社会为驾驶员、运动员，警察、法官、军人、飞行易学

员、列车员、社会活动家、舞蹈演员、足球爱好者、狂人、壮士。在场所为工厂、广播电台、乐器店、游乐场、机场、发射场、车站、舞厅、歌厅、闹市、战场、森林、草木茂盛之所。在方位为东方，东北方（先天八卦方位）。在时间为农历春二月，春分至谷雨45天，卯年、月、日、时。在数字为四（先天八卦数）、三（后天八卦数）三、八（五行木数）。在动物为龙、蛇、善鸣之马、善鸣之鸟，百虫、鲤鱼。在静物为木、竹、苇、乐器、蔬菜、鲜花、树木、电话、飞机、汽车、火箭、鞭炮、闹钟、花草繁鲜之物。蹄、肉、山林野味。在人体为足，为肝胆，为左胁。在颜色为青、绿、碧色。五味为酸。

巽卦

20世纪80年代。1980年《考古学报》上发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1984年为武汉召开的中国周易学术研讨会提供论文《易辨—一近几年根据考古材料探讨（周易）问题的综述》，首次提出“数字卦”问题，主张八卦符号沿于上古占篮记录的数字符号。徐锡台、韩仲民等办发表论文阐述此观点。为八卦起源问题开拓了新的研究方向。三、科学易巽军突起《周易》同现代自然科学的联系，不少当代科学家作了深入探讨，力图从易学思维中找到现代科学方法的微妙启示。董光壁《易图的数学结构》（1987）、李树菁主编《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1990）、丘亮辉主编《周易与自然科学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学观》（1992）、顾明《周易象数图说）（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数学》（1995）、董光壁《易学与科技》（1997）、韩增禄《易学与建筑》（1997）、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1989）、商桂《易索》（1998）、何世强《易学与数学》（1999），罗翊重《易经象数学概论》（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数模式同现代数学、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地震等方面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易》的太极思维，阴阳观念。对称法则，互补原理等对于现代科学思维方法的启迪作用，显示了《周易》这一“宇宙代数学”的科学价值。与此同时，江国梁《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1990），邬恩溥《周易——中国古代的世界图式》（1988），黄寿棋、张善文选编《周易研究论文集》第四集（1990），刘振修《周易与中国古代数学》（1993）等著作，着重论述了《周易》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的积极影响。《周易》同中国传统医学、养生学关系尤为密切。召开过多次关于周易与中医学学术研讨会。邹学嘉、邹成永《中国医易学》（1987）、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刘杰、袁峻《中国八卦医学》（1995）、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刘长林《易学与养生》（1997）等著作，对医易会通思想、易学与养生法则作了全面而透彻的论述。易学科学易的巽军突起，支持者、参与者大有人在，持批评态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学科学史纲》（1993）对科学易与易科学作了正确介定，论述了易学与中国科学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学的困境，提出了易学的科学再造等新思路。四、象数易复苏、易学史开卷。 80年代以前，象数易一直处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对易象有专门研究外，不少易学家表明他们的研究不及象数。义理易得到弘扬，象数易无人问津。80年代以后，情况逐步改观，研究周易象数者，除一些科学家外，已有学者专门从事。钱世明《易象通说》（1989）、林忠军《象数易学发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刘大钧主编《象数易学研究》第一集（1996）等，对象数易的历史与现状作了探讨，象数易同科学易的关系作了分析与展望。易图亦随之受到特别重视。欧阳红《易图新辨》（1996）、李申《易学与易图》（1997）对易国作了深入研究，正确评述易图在易学发展中的作用和价值。在人文易、科学易、象数易大为兴盛的学术氛围里，易学史开始受到重视，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学哲学史》一至四卷（1986－1989），对易学哲学发展作了全面系统的剖析，为易学史研究开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编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郑万耕《易学源流》（1997），亦对易学发展历程作了简明论述。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991）、王兴业《三坟易探微》（1998），对易学前史的评析，予人以深刻启迪。易学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开展。萧汉明《船山易学研究》（1987）、梁绍辉《周敦颐评传》（1994）、卢央《京房评传》（1998）、唐明邦《邵雍评传》（1999），是对古代著名易学家进行个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为今后易学名家个案研究，开辟了广阔领域，积累了初步经验。五、《周易》辞书蔚为大观。中国易学史上，80年代以前，没有一部《周易》辞典。随着“周易热”的高涨，《周易》爱好者日益增多，人们普遍要求编撰可靠的《周易》辞典，以应初学及研究之急需。多种《周易》辞书应运而生。几部辞典几乎同时问世。萧元主编《周易大辞典》、吕绍纲主编《周易辞典》、张其成主编《易学大辞典》、张善文编《周易辞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华主编、卢叔度审定《周易大辞典》（1993）、朱伯主编《易学知识通览》（1993）、张其成主编《易经应用大百科》（1994），为易学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学知识，填补了辞书和易学史上的一大空白。

编辑本段西方研究

种种迹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学”及与《易经》的思想阐释和实际应用而形成的各类学术和实用知识，就已经传入西方世界，但这种传播基本属于文化影响史的范畴。外来的文化影响，对于学术思想的发展当然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还不能看作是严格的学术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纪以后才对《易经》展开直接而系统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来华传教的欧洲耶稣会士。这一研究始于对《易经》原典和中国当时某些具有权威性的注释本的深入的研读，结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稣会士直接用汉文字写作的《易》著。这确实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种令人惊异的现象。与此同时，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国思想及其古老的传统，一些耶稣会士开始翻译《易经》，法国耶稣会金尼阁的拉丁文译本《易经》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经》西语译本，已佚失。随后耶稣会士中宋君荣、雷孝思、顾赛芬都曾从事《易经》的翻译，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译本影响最大。将这一经典完整地介绍给西方世界，从此开始了《易经》传入西方和西方《易经》研究的近代时期。 16至19世纪期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学著述，其数量相当可观。除了拉丁文翻译和研究著作，17世纪耶稣会士还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汉语写的《易》著，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冈图书馆和巴黎图书馆。他们在许多宗教、哲学和科学著作中，也不时对《易》及与易学相关的问题作出阐述。传教士白晋于1698年自法国返回中国，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对中国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讨。白晋在其一系列著作诸如《古今敬天鉴》(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经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义理论。这种理论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白晋认为《易经》及中国古史以“先知预言”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教义。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莱布尼茨的信中不无得意地宣称：“今年我曾经应用同样的方法继续对中国古籍进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发现。……几乎完整的一套圣教体系，即在其中……。极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与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对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这类似预言性的表现，在珍贵的古代中国哲学巨著中，亦隐约有迹可寻。当你看到这无非是联篇累牍的虚无与象征的词语，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谶语时，你的惊奇程度当不在我下。”白晋试图通过揭示“数学中的神秘”的方式来证明《易经》为以色列祖先所遗留下来的圣典。他说：“《易经》数字的神秘，似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埃及犹太哲学中的神秘数学相呼应，此秘密是由第一个祖先给其后代的，虽然后来消失了，但必然是来自造物主之神秘启示。”由此他得出结论“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创世及三位一体之奥秘”。傅圣泽作为白晋的合作者，对形象理论亦加以发挥。他于1711年来到北京，协助白晋编写《易经稿》等易著。傅圣泽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学派。傅圣泽通过《易经》等典籍来了解中国古史。他认为，在中国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义，其来源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义。他将《周易》之“周”解释为宇宙，可衍申为洪水后保存于诺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记录及普世教训的宝库；而将“儒”解释为“人”、“需”两字合成，需原意为期待；又解释《易》之需卦，谓需乃从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经》所载神乘着云彩从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则被解释为“亚当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译夏娃。刘应，字声闻。他于1687年同白晋一起抵华。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陕西等地传教。刘应精通汉语，涉猎了许多中国古籍，对《易经》作了深入的研究。他与康熙太子相善，据说有一次皇太子翻开《书经》的一章，刘应即取读之，并解释其义，毫不费力。太子奇甚，连声说“大懂”，并赠给题上赞语的绢本《书经》。刘应是最早对《易经》进行注释的耶稣会士之一，他对《易经》所作的注释被附在宋君荣《书经译本》之后，并被辑入《东方圣经》（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对《易经》的理解上，刘应在许多地方与白晋的观点相异。由于在“礼仪”问题上，他与同会其他教士意见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张，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罗马教廷的赏识。刘应对卦作了不同于白晋的解释，认为卦象符号是伏羲创造的，过去许多书之所以对卦的符号作不同解释，是因为时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末二百余年间，在华传教的耶稣会士留下的《易》著及与易学相关的著作，其数量相当可观，并就与易学相关的宗教、哲学和科学问题展开阐述。从易学史的观点看，明、清之际在华耶稣会士的易说，无疑是中国本土易学演进的一个相当独特的组成部分，构成该时期多元化易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流派。莱布尼兹研究英国哲学史学会秘书、莱布尼兹学会负责人麦唐纳·罗斯教授的教科书《莱布尼兹》第二章《数学》的第二节《二进位制算法》中在充分介绍和高度评价二进制本身的伟大意义之后指出，二进制对莱布尼兹来说“除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草稿而外”，更重要的意义是“神而上的”，而且与他的发明计算器算法毫无关系。这个“非常模糊的草稿”本身罗斯并没有太大兴趣，于是他用不少笔墨引用莱布尼兹的“神而上”文献。如下：或许只有一个东西能够独立地被设想，那就是神本身——还有无，或者说不存在。这可以通过一个极好的类比弄清楚，……〔他概略地论述了二进制记数法，并继续说：〕我这里不打算论述这种体系的巨大用处；只要指出所有的数通过一和无的方式加以表达是何等的美妙就足够了。然而，尽管事物隐秘的秩序使一切事物都产生于纯存在和无这点成为自明的，而人们并无希望在此生中就能达到这种秩序，但是对观念的分析来说，进行证明真理所必须的程度也就足够了。?罗斯接着写道：莱布尼兹对这个思想感到很骄傲，以致他打算用一个刻有铭文的纪念章来纪念它。铭文是：“G.W.莱布尼兹所发现的创造物的典型。”以及“为了从无中派生出一切来，一就够了。”罗斯在总结性评价中说：“仅就与莱布尼兹有关而言，这一发现最重大的意义是形而上学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神而上的，因为它说明了整个宇宙如何可以看成是由数所构成的。”选我做最佳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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