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给各位分享炎黄传说的流行反映了什么的一些知识，其中也会对炎黄传说进行解释，文章篇幅可能偏长，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就马上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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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说人物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当推黄帝和炎帝。长久以来，人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黄帝的子孙，或者把炎帝和黄帝都当做自己的始祖，说自己是炎黄裔胄。这种血统上的认同思想在历史上一直起着极大的凝聚作用。无论走到天南海北遇到任何华裔，即使素昧平生，只要自认是炎黄子孙，便立刻有一种亲近感。人们自然很想了解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黄帝这两个人，他们是怎样被传说为中国人民的始祖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炎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问题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长时间，仍然难以得到清晰的回答。现在只能谈一些十分肤浅的看法向大家讨教。

在先秦古籍中，炎帝和黄帝常被并提，最明显的是《国语·晋语》中引晋大夫司空季子的一段话：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少典，谯周《古史考》说是有熊国君，皇甫谧《帝王世纪》说：“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有蟜氏地望无考。这一条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说二人各因其成长的地名为姓分别为姬和姜，他们是同时代人，因而在军事上曾经相互配合。至于是否同为少典、有蟜之后则难以确定。

在说明二帝关系的古文献中，《逸周书·尝麦解》的一段话也很重要：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司□□（按原引书二字不清，有人说可能是“百工”）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或作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

这段话中的赤帝当为炎帝，前人早有定说。至于二后指的是谁，有人说是赤帝和蚩尤，有人则说是炎帝和黄帝。如果是后说，则可与《晋语》中二帝用师相济的说法相呼应。这一段最重要的内容应是把炎、黄二帝奉为上天安排的领袖，设章建典的元勋。

还有《左传》昭公十七年引郯子的一段对话也很重要：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郯子是东夷人，所以把东夷的远祖同黄、炎并提，但毕竟还是把黄、炎放在前面的。

根据上面几条传说，炎帝和黄帝应该是地位相若，难分伯仲，并且关系密切，在军事上相互支持的。但是传说中又有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的说法，经过长期战争黄帝取胜了，接着又打败了蚩尤，于是诸侯都尊奉轩辕黄帝为天子。黄帝的地位一下超过了炎帝，以至于较早编排古史系统的《大戴礼记·五帝德》和《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没有安排炎帝的位置，只是在讲述黄帝事迹时才附带提到了炎帝。

《五帝本纪》讲黄帝与炎帝阪泉之战和黄帝与蚩尤涿鹿之战颇相类似，从文理上看也有不甚通畅之嫌。加之古有蚩尤即炎帝的说法，故今人有怀疑其原本是一件事者①。但黄帝的声望一下子超过炎帝，显然与这场战事的故事有很大关系。

在《五帝本纪》中，炎帝似乎是神农氏最后的一位首领，所以说“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等到黄帝打败炎帝和蚩尤后，诸侯尊为天子，才“代神农氏，是为黄帝”。这里的神农氏好像是一个朝代，而炎帝是一个人。可是《史记·封禅书》中说：“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和炎帝俨然是两个人，可见太史公对此事也不甚了了。大致在刘歆编《世经》以后，炎帝和神农合成一人，又与烈山氏或厉山氏合为一人，古书中关于神农之世的许多事迹如发明农耕、尝百草以药济人、结绳而治等等，都附丽于炎帝一身了，炎帝的声名就再次显赫起来。《帝王世纪》又说炎帝传位八世榆罔始由黄帝取而代之。由此追溯先祖只讲黄帝而不讲炎帝显然已不大合适了。炎黄裔胄的提法大概就是这样产生的。

炎、黄的故事有分有合，应该是与他们本来的事迹既有分别又有联系而滋演出来的。

炎帝出自何地，说法不一。《晋语》只说是“炎帝以姜水成……故炎帝为姜”。大约是说炎帝是在姜水那个地方成长起来的，因地为姓，所以得姜姓。《帝王世纪》把他的身世说得比较详细：

“神农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又曰魁隗氏，又曰连山氏，又曰列山氏。”

这大概是把不同来源的故事和神话糅合在一起而写成的。姜水当为渭水支流，《水经注·渭水》条说：“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于姜水，是其地也。”华阳当即华山之阳，也就是《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中的华阳。两地都在今陕西中部渭水与秦岭一带。徐旭生先生更从民俗资料中加以论证，力主炎帝起于渭水支流姜水即岐水②。

说炎帝都陈又徙鲁，不知何据。陈在今淮阳，鲁在今曲阜。此说可能与炎帝即蚩尤的说法有关。因蚩尤曾经“宇于少昊”，而少昊墟在曲阜。一说陈当指陕西宝鸡附近的陈仓，鲁当是河南的鲁山。虽无确凿根据，而地望较近于姜水，似乎也说得通。

烈山氏、连山氏、厉山氏同为一名，烈、连、厉同为一音之转。《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郑注：“厉山氏炎帝也，起于厉山，或曰有烈山氏。”《汉书·地理志·南阳郡·随县》条班固自注：“故国。厉乡，故厉国也。”《后汉书·郡国志》注引《荆州记》：“随县地有厉乡村，重山一穴，相传云是神农所生穴也。”这是说炎帝起于今湖北随县境，在那里建过厉国。

《山海经·海内经》有一条传说把炎帝同祝融和共工联系起来：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訞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是复土壤以处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鸣，噎鸣生岁十有二。”

这个世系同《帝王世纪》所说的世系大相径庭。《大戴礼记·帝系篇》和《史记·楚世家》都说祝融是帝颛顼后裔，共工的传说也多在北方，这里却把祝融和共工同江水联系起来，并且都是炎帝的后裔。因楚人视祝融为自己的先祖，这个传说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根据以上传说，炎帝似乎是起于陕西而向东发展的，到河南后一支向北与蚩尤和黄帝发生冲突，一支向南到了湖北。炎帝的事迹似乎主要是发展了农业，所以后人总是把他与发明农业的神农、烈山氏等联系在一起。

传说中炎帝的后世不一定都是姜姓，但姜姓国多被视为炎帝后。姜姓在东方的建国主要是申、吕、齐、许。申、吕均在今河南省西南部，许在河南中部许昌县境，齐在今山东北部。此外还有纪、向、州等。《左传》隐公元年“纪人伐夷”。疏引《世族谱》说：“纪，姜姓侯爵，庄四年齐灭之”。向在沛，《汉书·地理志·沛郡》下向县条班固自注说：“故姜姓国，炎帝后。”《左传·桓公五年》“州公如曹”疏引《世本》说：“州国，姜姓。”以上各姜姓国多在河南和山东，似与前述炎帝向东方发展的范围大致相合。

黄帝起于何地，说法也不尽一致。《五帝本纪》说他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前述《晋语》也说黄帝和炎帝都是少典所生。谯周说少典是有熊国君，《史记》集解引徐广曰：黄帝“号有熊”，《史记》正义引《舆地志》云：“涿鹿本名彭城，黄帝初都，迁有熊也。”所以张守节干脆说“黄帝，有熊国君”。而有熊一般认为在河南新郑，这是一说。

说黄帝初都涿鹿，大概是由黄帝在涿鹿打败蚩尤后，诸侯咸尊他为天子的故事而演绎出来的。涿鹿一般都以为即今河北涿鹿县。如说涿鹿本名彭城，则彭城在今河北南部之磁县，这是第二说和第三说。《史记》索隐又引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史记》正义以为“寿丘在鲁东门之北，今在兖州曲阜县东北六里”。这是第四说。

《晋语》既说黄帝以姬水成，后大家也都承认黄帝是姬姓，而姬姓的最大族系周人是从陕西渭水流域起家的，似乎黄帝起于渭水流域的可能性很大。再说黄帝死后葬桥山，地在今黄陵县（旧中部县），也离渭水不远，这是第五说。所有这些说法中当以新郑说和渭水流域说较胜。由于年代久远，传说歧异，究在何处难于定夺。但除寿丘在鲁外，大抵不越出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即历史上的中原地区。

黄帝的事迹甚多，他首先是一位军事领袖并取得了赫赫战功。《五帝本纪》说他“习用干戈”，“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为战争作了充分准备。他还“教熊、罴、貔、貅、貙、虎”（《五帝德》说：“黄帝教熊、罴、貔、豹、虎”，《列子》说：“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帅熊、罴、貔、豹、虎为前驱，雕、鹖、鹰、鸢为旗帜。”）这些奇怪的名字，《史记》正义以为是“教士卒习战以猛兽之名名之，用威敌也”。近人则多以为是氏族的图腾（因而也是氏族的名号）。他在与蚩尤战时“乃征师诸侯”，证明他确实率领了许多别的氏族部落的士卒，一战打败炎帝，再战打败蚩尤，声威大振，于是诸侯都尊他为天子。这是《五帝德》和《五帝本纪》把他作为五帝之首的重要原因。不但如此，《五帝本纪》还说：“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可见他的生涯主要是在战争中度过的，而战争的成功使他成为无可争辩的领袖，俨然是一位开国的元勋了。

黄帝第一个建立了政权，官以云名，“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这是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大概也是把黄帝置于五帝之首的原因。这个政权也许不像传说说的那么整齐有章法，其实力足以使它监于万国而万国和顺。但毕竟与那种基于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大不相同。过去常说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抵就是从黄帝算起的。

传说黄帝为发展经济文化还做了许多事情。《五帝本纪》说他“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越绝书·宝剑篇》说：“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各书所引《世本》中还有“黄帝作冕旒”，黄帝臣“雍父作杵臼”，“共鼓、货狄作舟”，“沮诵、仓颉作书”，“巫彭作医”，“大挠作甲子”，“伶伦作为律”等等传说。《史记·封禅书》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之下”的说法。而黄帝的妻子西陵氏嫘祖始劝蚕，则是许多古书中都提到的。这些传说有些可能是后人的附会，有些则应反映了一部分历史的真实情况。

据说黄帝有子25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惟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这段话出于《国语·晋语》。同是黄帝之子，为什么只有2人跟父姓姬，其余12人得别的姓，另11人根本没有姓？为什么青阳和夷鼓分别是方雷氏和彤鱼氏之甥而都得己姓？25人分别为四母之子，为什么不是四姓？看来当时既不一定是从父姓，也不像是从母姓。有一些是从地名得姓，还有一些究竟是怎样得姓的，我们并不清楚。由于这样，我们不能把所有姬姓国都当做黄帝的后裔或与黄帝有亲缘关系，当然也不能说都没有关系，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传说黄帝正妃嫘祖生二子，一为玄嚣，居江水；二曰昌意，居若水，娶蜀山氏女昌仆生高阳，即帝颛顼。颛顼都帝丘，即今濮阳县境。《史记》正义引《括地志》及《汉书·地理志》认为古江国在河南安阳，如此则离濮阳甚近，疑是玄嚣所居。

《国语·鲁语》引展禽的一段话说：

“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这是讲的古代的祭祀制度。《礼记·丧服小记》和《大传》中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照这么说，虞、夏都是承认其祖先出自黄帝，所以《五帝本纪》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五帝本纪》说舜是黄帝之子昌意的七世孙，《殷本纪》说契是帝喾次妃简狄所生，《周本纪》说周人先祖后稷是帝喾元妃姜嫄所生。尽管说简狄是在沐浴时吞食了玄鸟卵才怀契的，姜嫄是在野外履巨人迹后才有感而怀稷的，契和稷的血液里可能没有帝喾的成分，而在“法律”上还都得承认是帝喾的儿子，也就是黄帝的裔孙，所以他们才“禘舜而祖契”、“禘喾而郊稷”。这样，作为古代中国居民主体的华夏各族就都成了黄帝的子孙了。

不但如此，由于黄帝的威望，有些非华夏族也跟他拉上了血缘关系。太史公曾“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他大概觉得言不雅驯而没有采纳，但在《山海经》等书籍中被保存了下来。例如《大荒东经》中说：“东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名曰禺◆。黄帝生禺◆，禺◆生禺京，禺京处北海，禺◆处东海，是为海神。”《大荒北经》中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大荒西经》中说：“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这些尽管是神话怪异之说，不可以真实历史视之，但毕竟蕴含着某些道理。换句话说，它们表面上说的是亲族关系，实际上反映的则是文化认同的思想。这种文化认同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一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以上是有关炎黄传说的大致情形。其中大部分散见于先秦的各种著作，《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和《帝系》以及《史记·五帝本纪》曾加以系统化，东汉以后又有一些学者加以补充和诠释。由于文献记载的时间离故事形成的时间甚远，其间只能靠口耳相传，不免会发生一些传讹乃至张冠李戴的事。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态度还相当谨慎，那时虽然百家都言黄帝，而其言不雅驯者他都没有采纳。后来的人觉得不过瘾，所以旁征博引，许多神话怪异之说也搀和进去了。不同来源的资料不免有许多矛盾抵牾之处，于是又加以穿凿，总想把它说得圆满一些。直到本世纪初年，西学东渐，一些学者想用新法整理国故，对传说资料来了一个大清理。由于传说资料中充满着矛盾和难以说通的地方，从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怀疑。过去几乎被认为是信史的尧、舜、禹的事迹乃至人格都被动摇，更不用说时间更早、资料也更少的炎帝和黄帝了。毕竟这一次清理对大量资料的真伪和可信程度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并且引发了对整理传说史料的方法论的研究。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曾把传说时代各族分为河洛民族、江汉民族和海岱民族，傅斯年则创夷夏东西说，徐旭生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把传说时代的各族分别称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较之此前各家的研究，论说更为详尽，方法也更为精到。但是从前的研究，只是就传说论传说，最多只能把传说资料耙梳一番，看看哪些是早出的，哪些是演绎出来的。假如原来的传说就有错误，或者有矛盾，就没有法子订正，没有法子判断谁是谁非。

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我国的史前考古逐步发展起来。一些学者曾尝试把历史传说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例如说仰韶文化是夏文化，或说龙山文化是夏文化，或者把炎黄时代、尧舜禹时代与夏代分别同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期相比附。由于当时的史前考古起步未久，发现的资料有限，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大致的谱系。在这样的基础上同传说资料结合，必然发生失衡而难以得到正确的结论。

到了80年代，这种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现在全国发现的史前遗址已有八九千处，分属于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系统。考古学者把中国史前时代划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大阶段。旧石器时代大约从距今200万年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此后即逐步过渡到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是一个发明农业的时代。中国的北部比较寒冷，内蒙古等地又比较干燥；西部地势高亢，且距海洋甚远，既寒冷又干燥，存在着典型的大陆性气候，都不是发展农业的好地方，因而至今还是我国畜牧业的主要产地。五岭以南现今固然是发达的农业区，但在史前时代那里炎热多雨，且多瘴疠，文化并不特别发达。又因天然食物资源丰富，反而使农业长期得不到发展。这样，中国最早发明农业的地方就集中到两个地方，一是黄河中下游的华北地区，二是长江中下游的华中地区。

现知华北地区的磁山·裴李岗文化和老官台文化都已种植粟和黍，其年代约当公元前6500年至公元前5000年。学术界几乎一致承认华北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

最近的发现证明，华中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城背溪文化都已种植水稻，其年代约当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稍晚的河姆渡文化则已存在十分发达的稻作农业。现在学术界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华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地。

由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带动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使得这个中国的两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中下游）不但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发源地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

根据最新的研究，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少还可细分为两大期和五小期。大约以公元前3500年为界，前期为典型的新石器时代，可分早中晚三小期；后期为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时代，考古上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可细分为早晚两期。把这个分期同传说资料相比照，我初步认为黄帝、颛顼、帝喾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尧舜禹的时代大体相当于铜石并用时代晚期，而夏代是从青铜时代开始的③。

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大体上包括仰韶文化的后期、大汶口文化后期、马家窑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和小河沿文化、大溪文化后期到屈家岭文化、樊城堆文化、薛家岗文化和良渚文化前期等。其所以把黄帝定在这个时代的开始时期而不能更早，似乎也不宜更晚，是考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越绝书·宝剑篇》引风胡子的话说：“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当此之时作铁兵”。风胡子是春秋时人，现代考古学的发现表明，我国的铁器时代大体是从春秋开始的。青铜时代是从二里头文化开始的，而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即是夏文化，这两点都说得很对。玉器的开始使用虽然很早，但大量的制造则是从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开始的，作为兵器的玉钺的出现也不会早于这个时期。在此之前的确是典型的石器时代，就是说只会作石兵。把文献和考古资料两相对照，简直是若合符节。

第二，前面说过，炎帝的主要事迹都与发展农业有关，而黄帝除发展农业外，在手工业方面还有许多创造，如制玉兵、作舟、作车、劝蚕、作冕旒，还有采首山铜等等。手工业的发展意味着专业分工的形成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支持一部分人从事长期的战争，社会财富也会刺激这些人去进行掠夺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的军队特别能打仗的原因。黄帝和炎帝尽管是同时代人，但一个代表旧时的农业部族，一个代表新兴的农业——手工业部族，所以炎帝的失败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传说中神农时代的结束；而黄帝的胜利则意味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就是铜石并用时代的开始。

第三，黄帝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居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从考古学的遗存来看，新石器时代的战争痕迹不大明显，有些战争大概规模也很有限。铜石并用时代则不然，一是作为兵器的石钺普遍发展起来，且制作精良。薛家岗文化的一些石钺上还用朱红画出花果形的装饰纹样，可见人们特别宝爱这些武器。有些大墓中常用玉钺随葬，那墓主人大约是军事领袖，玉钺则是指挥军队的权标。二是这时出现了一些规模颇大的中心聚落，有的中心聚落中有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大型公共建筑，有的有很大的积石冢或贵族坟山，有的有很讲究的祭坛。而一般的聚落遗址则小得多，经济发展水平也低得多。如果没有军事的力量，是很难自然形成这种状况的。江苏新沂花厅墓地是一个存在征服战争遗迹的典型例子。那里本是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但在墓地中发现的一些大墓差不多都随葬不少良渚文化的陶器和玉器，同时也有一些大汶口文化的器物，墓中往往殉葬妇女和儿童，并且和殉葬的猪狗埋在一起。这显然是良渚文化征服者的墓葬，因而随葬了自己原本拥有的某些器物，包括最能代表本族特征的刻有良渚文化神徽的琮形玉器；同时作为战利品随葬了大汶口文化的若干器物，特别是把来不及逃走的大汶口文化的妇女和儿童殉葬④。这种掠夺性战争的出现，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恰好也与黄帝时期的社会状况相吻合。

炎帝既与黄帝打过仗，又传说都出于少典和有蟜氏，当属同时代的人物。所以炎黄时代应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在这个时期，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既分布着许多考古学文化，炎帝、黄帝和他们的族系究竟属于哪个考古学文化，还是涵盖了许多考古学文化呢？

良渚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镇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约距今5200～4000年。

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全面高涨。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石制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斜柄钺形器、双翼耘田器、长方形或半月形石刀、石镰等，器类显著增加，有些器形较大。在多处出土了粳稻和籼稻的实物遗存，还在浙江湖州钱山漾等地发现有花生、蚕豆、甜瓜子、小泡瓜子、红蓼、菱角、葫芦、酸枣核、毛桃核等植物籽实，其中有的可能已属人工栽培。竹编、木作手工业发达，竹木器广泛应用于生活和生产方面，钱山漾一地即出土整、残竹编器物200多件和不少木器。在历史悠久的麻纺手工业之外，又开辟了丝织手工业新领域，钱山漾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是目前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丝织品实物，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琢玉工艺在当时各原始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大至重6500克的玉琮、直径20多厘米的玉璧，小至玉管、玉珠和玉质镶嵌附件，琢制都很精良。玉器种类在20种以上，采用了多种雕琢技法，主题图像是具有神灵崇拜含义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徽”）。有的大墓出土成组成套玉器，玉质玉色相近，可能是利用同一批玉料专项加工的。当时治玉业已成为专门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工艺也很进步，流行黑色陶器，刻划有纤细禽鸟纹、蟠螭纹的鼎壶及漆绘陶器，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尖端产品。还发现有数例陶文。

聚落在形态和规模上形成等级。良渚镇遗址群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遗址三四十处，包括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居民点和显贵专用墓地等，具有地区中心聚落的性质。吴江龙南遗址可作为普通聚落的代表：一条古河道由东向西流经村落，两岸有半地穴式房址，北岸筑有一段护堤。在钱山漾出土了木桩、长木、竹席、苇席和大幅树皮等盖房材料，有的遗迹可能是适合于南方地区居住的高架干栏式建筑。良渚文化遗址虽然临近水域，但在多处见有土井，有的还用大块弧形木板围成井圈，构筑讲究。

在浙江余杭墓地、瑶山遗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显贵专用墓地，是在人工堆筑的土墩或废置的低山祭坛上营建的。一般墓坑较大，有棺椁葬具，随葬有数十至上百件玉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等。有的大墓中还出现了殉人。一般认为，在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原始氏族制度瓦解并向文明时代过渡；中期以后可能已处于中国古文明的始创时期。

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以“玉、石、陶、文”为主——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石：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陶：良渚文化以黑陶著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中华民族有着古老悠久的文明历史。《炎帝黄帝的传说》特别强调炎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正是由于他们解决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吃穿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将人们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敌，才使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下来。

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在炎帝之后，统一了中国各部落。建都在曲阜、新郑、涿鹿三种说法。他推算历法；教导百姓播种五谷；兴文字；作干支，制乐器，创医学。纪时：帝使大挠作甲子，以十天干配合十二地支以纪时沿用至今农历(甲子、乙丑以至癸亥，共十年为一周期)，即道教之六十元辰。

数学：隶首作数，定度量衡之制。

军队：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

音乐：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合於今日。

衣服：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

医药：与岐伯讨论病理，作内经。

文字：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

铸造：采首山(河南襄城县南五里)之铜以造货币。

其他：舟车、弓矢、房屋等之发明。

徐水“釜山”考

徐水釜山，山形如釜，俗称锅顶山，位于徐水县城西北22.5公里处。西、北、南三面山势较陡，东坡较缓，西北—东南走向，面积约2平方公里，海拔290米。山上遗迹众多，有轩辕黄帝庙基址、围墙基址、黄帝台、黄帝泉、古井、古碑等，荒草凄籁，残垣逶迤，三块残损的古碑兀立山顶，似乎在等待着人们去揭示它的年龄和来历；半山腰一巨石突兀而出，传为黄帝台，黄帝台旁即黄帝泉。

釜山下有四个村庄都以釜山为名，分别为南釜山、北釜山、东釜山、西釜山。釜山乡人口近万人，80%都住在釜山村。

【史料参证】徐水旧称安肃，据清《安肃县志》、民国《徐水县新志》（明修，民国三十二年刻本卷十“大事记”）载，轩辕黄帝曾巡方问俗，诛蚩尤于涿鹿之野，登釜山会诸侯，合符示信于徐水；《资治通鉴》亦注明黄帝合符釜山为武遂（徐水遂城旧称）之釜山；另据《通鉴纂要》注：釜山在安肃县（《炎黄汇典•方志卷》）；又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出版，P1496）述：“合符台在徐水釜山”。

【考古发现】目前，已经考古发现的徐水县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存多达46处，且在时代上没有大的缺环。1986年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在釜山周边发现了一批上古文化遗址，《徐水文物志》、《徐水文史资料》均对此进行收录，并由县文保所建立了文物普查档案。

1986年5月，在釜山正东约10公里处的南庄头村北，发现了一处上古文化遗址。1987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南庄头遗址进行了试掘，认定该遗址“下文化层的年代距今9700—10500年左右，是一处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存，填补了我国北方旧石器文化晚期至磁山、裴李岗新石器文化的空白，同时也为研究我国北方全新世气候环境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地层剖面。”

在釜山周边发现的文村、金家坟、遂城、瀑河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属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大致相当于黄帝时代。

釜山周围出土的5000年前的陶釜、红顶钵，证明黄帝时期的制陶工艺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平。当时的养蚕制衣、文字、音乐、律历、舟车等发明一旦在此得到证实，釜山及周边地区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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