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解答王明阳为什么被称为圣人这个问题的一些问题点，包括王阳明是圣人吗也一样很多人还不知道，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分析，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如果解决了您的问题，还望您关注下本站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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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这是典型唯心主义。相信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我们此期说的明朝人物是谁了。没错，他就是王守仁（王阳明），我们也称他的唯心主义思想为阳明心学。

王阳明

王守仁，1472年出生，1529年驾鹤离去。他是明朝著名大臣、更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因他早年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时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

王阳明，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立德、立言、立功的圣人，他的一生都是传奇，年少叛逆却成大器，一介书生却能用兵，更能创立心学，影响直至五百年后。王阳明不仅在哲学上颇有建树，在事功方面更是堪称后人典范。他不仅不畏奸臣迫害，还用很短的时间平定了明朝的宁王叛乱，功绩昭著后世。

王阳明故居

王阳明生自与书香世家，也是早早的就进去了学堂。一天一个晃头晃脑不知所以背诵的孩童问老师：“何为天下第一等事？”老师见问了小小孩童竟有如此悟性，笑答：“第一等事当然是好好读书，考取功名。”只见这四尺孩童反驳：“依我看，天下第一等事乃是做圣贤！”这一句话，就是他以后要走的路。这也为他以后的圣贤之道奠定了基础。

古往今来，凐灭在历史长河中的圣贤也不在少数。王阳明作为圣贤，能够流传至今，除了他的学问高，人之贤，其智慧也是不逞多让的。

王阳明

1505年，正德皇帝继位。这位皇帝可谓是整天游手好闲，不问政事，每天与一帮太监厮混在一起，丝毫不理国家大事，还沉迷酒色，荒淫无度。于是乎，朝中大政几乎由大太监刘瑾一手把控，他也听任刘瑾任其胡来。

刘瑾狐假虎威，朝政大坏，凡有良知的官员痛心疾首，但大部分官员选择了趋炎附势。正德元年（1506年）冬天，正直官员戴铣、薄彦徽等20多人上书正德皇帝，要求严惩刘瑾一伙人，结果反被打入死囚。

王阳明当时出任兵部主事，看到刘瑾这般行为更是怒发冲冠。于是他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死与其他人一起为这些官员进行辩护，希望能够释放他们。而正德皇帝看后，只觉得这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便交给了刘瑾来处理。刘瑾一看这些人居然想和他对着干，不由得怨恨起了王阳明等人。他当即下令，将王阳明重打四十大板，谪迁至贵州龙场，作一个没有品级的驿丞。尽管这样，刘瑾仍不想放过王阳明，他暗中派人尾随王阳明，准备将他在途中害死。

刘瑾

当王阳明行至钱塘江时，便遇到了刘瑾派来的杀手。面对此险境，他急中生智，他趁着夜色跳入了水中，并把自己的衣服留在岸边，以此来营造一种他投河自尽的假象。也许是太过逼真，官府和他的家人都信以为真，在钱塘江中四处寻找他的尸体，久寻不到，还在江边为其吊哭了一场。殊不知，王阳明潜逃到福建，想隐姓埋名，了此一生，又担心影响家人的安全，只好想方设法避过追杀，到贵州赴任。后来刘瑾倒台，王阳明被重新起用。

王阳明不仅智慧过人，在军事上的才能也是不逞多让的。1519年，居住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举兵叛乱。蓄谋已久的宁王组织了十万大军，顺江而下，势如破竹，准备一举拿下南京，自立皇帝。由于情况紧急，时任赣南巡抚的王阳明奉命阻击。

王阳明安定叛军

王阳明考虑许久，觉得还是围魏救赵的方法能够有着奇效。于是，他率兵直接前去攻打宁王的老巢南昌，这样一来，可实在是给宁王出了个难题。宁王首尾无法兼顾，为了大局起见，他还是选择了带领大军会援南昌，彼此双方在鄱阳湖上进行了大战。

期间，王阳明下令将写有“宸濠叛逆，罪不容诛；协从人等，有手持此板，弃暗投明者，既往不咎”字样的免死牌，扔入鄱阳湖中。到后来，叛军几乎人手一块，军心哗变。朱宸濠仰天长叹：“好个王守仁，以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就这样，在短短30多天的时间内，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叛乱，几乎是在王阳明的谈笑之间就灰飞烟灭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王阳明平定了可能改朝换代的叛乱，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给自己惹上了横祸。正德皇帝觉得宫里太过无聊，恰巧遇到宁王叛乱，想要御驾亲征，感受一下战争，体验下打仗的感觉。却没想到王阳明如此之快就平定了叛乱，认为王阳明破坏了自己的计划，不禁龙颜大怒。更有官员趁机煽风点火，对王阳明进行了诬陷，使王阳明不得不放掉宁王，再让皇帝把宁王抓住，这场闹剧才算结束。

皇帝

王阳明见此情况，已不奢求能有什么赏赐了，能够保住性命已经很好了，他的仕途也在一次地陷入了低谷。此后王阳明的仕途也一直是不温不火。

在1529年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优。一代圣贤也是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的阳明心学却给了世人带来了思想启蒙，为后世的思想发展铺垫了道路！

心学大师王阳明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阳明子是他的别号，浙江余姚人.是中国当代大诗人余秋雨的同乡.

阳明先生是蒋介石先生最推崇的人，蒋虽不堪，却亦有其过人之处，由此可见阳明先生之过人。作为士大夫，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有“立德”、“立言”，又有“立功”人，其德行、事功，至今仍收到读书人的敬仰，可见其巨大之人格魅力。

说起王阳明就不能不提及他的前辈——象山先生陆九渊，王阳明继其学说思想说发展起来的心说与陆一道所构成的陆王心学，成为唯一堪与以大儒朱熹所代表的所谓儒家正宗的程朱理学分庭抗礼的儒家思想流派，对中国当时以及后世之读书人之思想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文化思想史及哲学史上书下浓墨一笔。

陆九渊乃公认之天才。四岁时仰天俯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最后其父不得不动用父亲的权威喝止他。——另一天才屈原提出类似的问题，大概已而立了罢。然而陆九渊自然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有时候虚的可以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喝止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十年，待看到古书“宇宙”二字之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乃大悟，激动道：“原来无穷。人与万物，皆在无穷之中”。——后王阳明也有类似与此之龙场悟道，可谓与陆“一脉相承”。这虽只是事实性判断，但亦隐然包含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大胆推理，他拿起笔来，又加一句：“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如果说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只是新奇不算革命的话，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就是宇宙。

陆晚年之时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此之“大作一人”，非是自大狂，而是进入与天地合德的境界，于是此时之心学，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确实无他这般人。陆九渊不象朱熹那样遍寻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式的崛起，超越其是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于是开“心即理”之说，震动天下，并被王阳明发扬光大。

心学之一大特点即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所有在陆九渊为心学打下一个基础后，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善根”的过程。他自以为没有陆的天纵之才，所以也似朱熹那般，遍访名家，希望得其心道，然而结果每每令他失望：所遇“名贤”，十有八九皆以程朱为儒家正统，推崇“知而后行”得“迂腐理论”，王于是叹道：“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直到十八岁那年他碰到了名儒娄一斋。

娄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得学生，但虽以朱学为正宗，却也有心学之倾向。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儒学通则，正搔着王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后娄之女嫁于宁王为妃，受起株连而亡，阳明以礼葬之，也算报了点拨之恩。后世认为，即使娄一斋不是阳明心学发端之人，亦起了重要作用，因娄的同门——吴与弼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曾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而后来王在娄之引荐下到临川“朝圣”见吴时，亦必定听得此论。

以后数年，阳明入宦，浮沉十数载终于获罪下狱，后又被当时因正德皇帝一句不耐烦的：“些许消失，你自己斟酌即可，何必扰朕”而得熏天权势的刘瑾发配到贵州龙场——一个一般地图查不到的说是驿站其实更近似于动物世界的偏僻所在，据说在此设驿，非是为了军事目的，仅仅源于刘瑾之一个梦境。对于阳明来说，这里实在不比监狱好多少，之于北京城，气候自然没得比，况且少了许多可以“论道的狱友”。

然而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却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阳明被抛回“初民社会”，可以每天思考诸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样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在每一天都要经历生死之境且早已经过九死一生的情况下，——先受杖刑，后遇杀手，阳明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置之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这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的“是”来。用存在主意的话说，即：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是境遇，也就无法看清楚“在”的本质。阳明却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而行的“理”。于是当他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把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之后，在一个春夏之交的午夜，顿悟了，这即是著名的“龙场顿悟”。

顿悟之后，阳明道：“圣人之道，我性已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一场误会。”乃知“格物致知之旨”，后由此而致“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三说，自成体系，又道：“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驳斥理学，正式竖起心学之大旗。

“心即理”直承陆九渊。这一思想很明显地体现于王的一个论断：“心外吾物”。也正由此语，他被认为是中国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心外无物”一说，颇近似于佛家的一段机锋：

“风动邪？幡动邪？”

“非风动，非幡动，心动也。”

这其实缘于王阳明的求思经历。与陆九渊近似，王亦曾经向虚幻之佛理寻求心学之突破，不同的是，陆是由于不屑于求名师，王则是求明师而不得。曾经有一个关于王阳明的传说，说是王到一座寺庙游玩，见一房门紧闭，好奇之下不顾知客僧苦劝，执意开门，结果大惊，原来房中有位圆寂的老和尚与王之面容极其相似，身后墙上还有一首诗，写道：

“五十年后王阳明，开门犹是闭门人；精灵闭后还归复，始信禅门不坏身。”

王黯然，知其乃自己前世，留下诗句：

“金山一点大如拳，打破维阳水底天；

闲依妙高台上月，玉箫吹彻洞龙眠。”

此事极玄，显然属于不可信之说，但是王阳明与佛家渊源之深可见一斑，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佛理之于王的影响。

第二是“致良知”，关于此点，后世学者毁誉参半，甚至有人极端的认为。这是王拿来愚弄老百姓以利于统治者统御的工具，乃是大大的“毒草”，此言大谬。当时之世，紫禁城中，皇帝昏聩，数年不朝；朝堂之上，*佞当道，良善遭恶；市井之中，百姓好淫，不死进取，可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在这个时候，王阳明提出“致良知”之说，把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转化为人的自觉的意识和行为，强调主观立志和主体精神的力量，强调人的自我更新，倡导学习要自求自得，提倡人们“发明本心，固受自操”，使人明明德，修自身，实为劝世之良药。而改观今日之社会，道德底线已近于崩溃，恶人几无所畏惧，善者几无所依仗，骇人听闻之事，伤天害理之举，时有发生，岂可曰今日之道德论远胜于阳明之“致良知”邪？

王阳明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知行合一”。这是他最为人推崇的一个主张，也是他成为一代大家的“成名之作”，正是由于此说，他才得以成为与朱熹等人彻底“划清界限”，与陆九渊一道，负手傲立于儒家另一顶峰，让后人“传唱”至今。

儒家之学到宋代时，“二程”已是绝对权威，而按此脉络发展起来形成的“程朱”之学，也已隐然成儒家正统学说，至于其所主张的“知而后行”，自然也被“沉默的大多数”所接受，成为哲学之“主流”，而王阳明以其无匹才华，一针见血地指出其谬误：“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岂有不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恶者邪”；“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先知路之险夷者邪”——由此可见，王之知行合一时极重视实践精神的，是讲求一种“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所以后世之人，因其乃唯心主义大家而断言他之论断与“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实践想结合”是毫不沾边的，实乃武断。黑格尔、费尔巴哈显然不是马克思的信徒，但他们的唯物主义何辩证法不仍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重要组成部分吗？

“知行合一”作为一种理论，也成功的指导了王的一些特殊行动，最著名的是平宁王之。王阳明不是军事家，也不是阴谋家，宁王反叛后朝野震动，许多军事家阴谋家都束手，独有被曾被朝廷打入大狱的他站出来作战。王是没有正式的官军来统御的，所辖的只不过是金陵城附近州县的衙役兵勇甚至一班刚被招安的土匪流寇，三千人以上就称“大军”，然而阳明却用这支队伍无往不利，四十天而竟全功，一时被誉为“大明军神”。——一介大儒，指挥千军万马若提笔研墨，不是“知行合一”又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王作为明史上最璀璨的思想之星之一，却在得胜之后，毁去所有宁王与朝臣通密之信，几乎是“故意”为朝堂上一帮早睁红了眼睛的人留下了把柄，于是这帮小人发难的时候，王终于再度被贬，飘然入山，从容地做他的心学大师去了——他大概亦是相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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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思想体系

阳明思想体系的核心是"致良知"。它包括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以及万物一体之仁等几个方面。而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和出发点则建立在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上面。

1．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

王阳明对格物致知说的批判主要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批判其理论的内在矛盾；一是从朱熹身后的影响来批判格物致知说的"学术之弊"。从前一个方面看，由于王阳明年轻时期曾一度笃信朱学的格物说，然而当他用这种方法去进行个人的道德修养时，便发现无论是即物去穷理，还是循序而读书，都只能是"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并不足以解决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他对朱嘉的格物致知说便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其《传习录》下说："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谓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在他看来，朱子训格物致知为即物穷理。欲以格天下之物而达诚自家意的目的，显然是徒劳的。因为其格的后果只会析心与理为二，使主观之心与客观之理不能统一。至于后一个方面，王阳明认为，由于朱熹主张问学致知而不注重身心修养，遂造成其后学在道德修养方面的知行脱离，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这种支离割裂的学术之弊必然给现存的社会秩序带来危害，有以学术杀天下的危险。

2.心即理

鉴于朱学格物致知的教训，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并据此提出知行合一的口号，决心创立良知之学，从而用一种注重身心修养的学说来取代朱熹沉溺词章、务外遗内、博而寡要、支离决裂的格物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且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说，他对格物的解释是：“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严在他看来，格物没有内外彼此之分，因此格物是格心之物，是去其心之不正，以本体之正。这样，王阳明的格物便不是朱熏即物穷理的求知方法，而更偏重于为善去恶的内心涵养，从而使格物与致良知完全吻合起来。这种新的格物说，正包括了他的所谓心即理、知行日一致良知的心学观点。所谓心即理，在王阳明看来，就是不能像朱熹那样将心与理分而为二，从而导致知与行、学问与修养的分离。为此，他继承和发挥了陆九渊的心即理的思想，以为宇宙万物的规严皆归于吾心判断的范畴，并由此说明进行道德修养只要求之于心，于心上下功夫就够了。

3.知行合一

知行问题是中国哲学中一个相当古老的问题。但知与行的先后及难易问题则是中国哲学家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王阳明的基本立场是主张知行合一。其大概意思是，知何同一于心之本体，知行是同一个功夫，知行合一并进不可分离等等。具体说来，他认为，知则必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真知则必行，不行终非真知；知不限于思想，行不限于行动，知行同是心的两个方面，即知即行。至于其知行合一的目的，据王阳明自己说，一是为吃紧救弊而发，一是为了论证知行本体本来如此。也就是说，知行合一说的核心内容是知行本体合一，重点在于强调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如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至于这里的行，虽然含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说到底只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践履，是专指一种所谓克己功夫。在这一点上，王阳明与朱熹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他们都是要求去人欲而存天理，只是在方法与手段上，朱熹更多地强调以知识的增进为学圣人的基本途径，而王阳明则以为不必在增进知识上下功夫。在他看来，学问思辨都是行，不徒朱熹所说的由问学而达到致知的一条途径，而应该包括陆九渊所强调的尊德性、重实行的修养方法。由此可见，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实际上是朱陆学说的折中与调和。

4.致良知

良知的说法来源于《孟子》，其含义是指一种"不虑而知"的天赋道德观念。王阳明对此加以发挥，并引进《大学》中的"致"字，《大学》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据此，王阳明提出致良知的主张，以为良知即是天理，从而迸一步要求人们首先认识和恢复内心所固有的天理，并由此推及自己的良知于事事物物，那么事事物物皆得其天理矣。即把自己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纳入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规范的轨道。其要点包括：第一，良知即是天理。在孟子那里，良知本是一种先验的道德观念，是指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而王阳明对此则作了本体方面的发挥，以为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把先验的道德良知视为代表世界本原的天理，因而良知便成为人人心中不假外求的道德本原。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是非之心、好恶之心，是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良知人人俱在，自圣人以至愚人，无不相同；人人同具良知，人人有个判断是非善恶的自家标准。因此，他强调，良知就是人人所具有的"心之本体"，它先验地存在于人们的心中，人们依良知而行便会产生正确的道德行为，故而无需向外寻求道德行为的来源。第二，良知是心之本体。在王阳明看来，良知天理在人们的心中，天理的昭明灵觉就是人心之虚明灵觉。通过它，人们便能很自然地感觉或判断出人的行为的善恶是非，从而推动良知，并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机能，以善念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过程，此即致良知的功夫。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致良知的学说，充分强调了良知在道德修养中去恶为善的主观能动作用，并使之成为支配人的道德行为的精神本体。第三，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改造。朱熹的格物致如说强调知识在人的通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忽视了人心在此一过程中的能动功能。对于朱学的这一内在缺欠，陆九渊曾经表示过严重不满，以为朱学的这一原则实在是支离破碎，并由此而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王阳明在这一问题上，基本是接着陆九渊的思想继续前进，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对朱熹反复强调的格物致知进行了一番新的解释，即将"物"解为"事"，将"格"解为"正"。这样"格物"便是在意念发动处的件件事情中为善去恶，避开主观意念中恶的认识，接近善的百接感觉。他以为这样的格物便可避免"务外遗内"之弊，杜绝"支离破碎"之病。以这种格物说解释《大学》的致知在格物，在意念的发动处为善去恶，不欺骗良知的感觉，这就是诚意。

因此可以说，王阳明的致知格物其实就是穷究吾心之良知。从而把《大学》的实践道德思想转变成自己的"格物致良知"的道德修养论。

5.万物一体之仁

万物一体之仁说，是与王阳明的"明德、亲民"说相联系和相贯通的；是他把致良知的哲学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并与《大学》的政治伦理学说结合在一起而成的。他的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意义，在于强调天地万物以人为中心，人心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人的良知也是草木瓦有的良知。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圣人之心便应以天下万物为一体，每一个人都应将自己的良知是非推广到天下，如此便能救社会于水火之中。

王阳明先生，受到很多人的崇拜。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海军的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佩戴在身，上面刻着“一生伏首拜阳明”。中国近代一代枭雄蒋介石也很崇拜王阳明的,败退台湾时间把台湾草山改为阳明山.现在浙江余姚还有个阳明医院.

王阳明的一生行为，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在学术方面，他的“心学”独成一家，和程朱学派意趣迥异，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死后从祀文庙的人。他首先主张“学贵得之于心“，以“心“作为评判是非的价值标准，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开始对孔子偶像有所持疑，

扩大了内心自我的作用。大家知道，心是活物，一向最难把握，所谓的标准也就不成其为标准了。王阳明将一切都归结

于“心“，显然在客观上具有更多的感性血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对于“六经“，王阳明也从历史的角度给以重新的认识，提出

了“五经亦只是史“的新见解。他一贯主张不拘泥于“六经“载籍的陈迹，强调反求诸心，以“心“作为裁判“六经“的标准。这样，

王阳明通过“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这一环节，势必会走向冲击“圣经贤传“的地步。

明朝正德六年,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奉命平乱.从开战到抓住宁王，整整二十二天，王阳明就运用聪明才智将这场蓄谋八年之久，震动朝野上下的大叛乱彻底平定。这充分显示了王阳明的足智多谋，用兵如神。王阳明为明王朝屡立奇功，“事功”卓越，地位显赫，官职也升任南京兵部尚书，被皇帝封为新建伯，在朝廷上下极有声望。

如果王阳明仅以“事功”闻名天下，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将才也有千千万。而后人更关注的是王阳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殊不知，他是我国历史上极有成就的哲学家之一，他开创的心学体系成为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产生、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在我国，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为探索救国之路的孙中山都曾潜心研究过王阳明的著作，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徐特立也大加赞赏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少年时就曾读过王阳明的《王阳明全集》、《传习录》，并逐句逐字做了批注，后来对王阳明的思想更是有所批判与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王阳明的学说更是漂洋过海，从古老的中国走向世界。

日本一位八十三岁的高僧拄着拐杖颤悠悠地把阳明学说带回日本，没想到竟风靡一时，学者云集，还分成了不同的学派，阳明学说更是间接地为日本明治维新起了思想上的铺垫作用。高鼻子、蓝眼睛，不屑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欧美人在本世纪，也出奇地对阳明学说着了迷，竟还要远渡重洋，来拜访王阳明的故居，颇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势头。

我们赞叹王阳明为中国，为世界所做的贡献。身为中国人，我们为我们的伟大哲人感到自豪.

王明阳之所以被称为圣人是因为他开创了“心学”。

王阳明被认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圣人，第四个儒学大家，被认为是“心学”思想的开端。记录王阳明语录和论学书信的《传习录》，被认为是500年来影响中国最大的一部著作。

他的思想不仅仅是从大明一代影响到大清到民国，甚至东南亚，东亚，亚洲范围之内王阳明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只不过过去孔孟朱熹宣传的比较多，王阳明宣传的比较少。

人物特点：

王阳明作为一个读书人，本身还会打仗，人际关系处理得也非常好，就是他把他的哲学认知跟生活当中的实际问题能做有机结合，出世我能研究学问，入世可以给自己谋求利益，至少可以明哲保身。倘若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那王阳明毫无疑问地做到了，他确实是五百年来最完美的人物之一。

王阳明首先是个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下，尽力“做个圣贤”的人，他的努力、他的成就，是足以震铄古今的。至于如今有点被偶像化，恐怕非其所愿。他的心学确实和陆九渊一脉相承，可能和禅宗也有关系，但和朱熹的理学差别很大。

最后为什么能评价为圣人，为什么他的评价如此之高，就是在于他成功地将理论运用在仕途之中，并取得了明显的作用，而这正是对于文人最难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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