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白马寺和普彤塔哪一个是第一座寺院的知识，其中也会对普彤塔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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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南宫市北旧城村北的普彤塔。

中国佛教第一塔在哪里？以往，人们大都认为在河南洛阳白马寺。近年来，随着不少有识之士的研究、考证和相关媒体的披露，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第一佛塔当为河北省南宫市普彤寺内的普彤塔。

普彤寺位于南宫市区西北约1.5公里处的北旧城村东北，占地面积达2.5万平方米。2005年3月19日，笔者来到普彤寺，寻访这座极其珍贵的历史遗迹。在南宫市政协常委巩修山、普彤寺住持果清法师的陪同、引领下，笔者详细观看了这座已历1930余个春秋仍巍然耸立的佛教名塔，以及寺内的大雄宝殿、观音殿、天王殿、报恩堂、祖堂等建筑。

中国最早的塔

据史料记载，普彤寺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比著名的河南洛阳白马寺早建一年。普彤塔始建于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落成，比洛阳白马寺塔还早建成两年，堪称“中国第一佛塔”。1982年，普彤塔被定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我国佛教学术研究界有许多知名人士将南宫视为历史上的佛教圣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了普彤寺和寺内的古塔。

普彤塔是由印度三藏法师摄摩腾和印度天竺学者之师竺法兰二人主持建造的。据《后汉书》记载：“世传明帝夜寐南宫，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金色’。帝于是谴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高僧传·卷一》记载：“明帝刘庄永平中，谴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往西域天竺寻求佛法。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笔者注）遇摄摩腾、竺法兰，邀二人来中国……”相传，建佛塔选址南宫城内，是因汉明帝刘庄随其父光武帝刘秀被王莽追杀，幸起大风得以躲避，在南宫驻跸，并在大风亭（“大风亭”座落于南宫市北旧城村内，原为南宫十景之冠，现已毁坏，尚存亭基）下对灶燎衣、吃饭歇息。刘秀言此地为风水宝地。明、清、民国各版本《南宫县志》对此均有记载。摄摩腾和竺法兰在回洛阳途中，明帝刘庄命其在南宫大风亭附近修建佛塔。

此塔为八角实心砖塔，共9级，塔高33米，底层直径5米，塔身每级出檐，檐下翘置斗拱。塔的须弥座正南面，有一门洞，直到塔心，塔心下有一砖井，井之东、西、北三面之上分坐石佛三尊。这种佛龛营造方式实属罕见。该塔在建筑风格上有不少独到之处，为研究我国佛教建筑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塔名取“普彤”二字，源自佛经《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释：“普以周普为义”。佛学“普度”指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即广施法力，使众生得到解脱。“彤”为朱色。东汉时，娘娘住的皇宫涂朱色，称“彤庭”。此塔后寺内供奉着观音菩萨，塔身及寺均为朱色，故取“彤”字。因而此塔取名“普彤塔”，塔后寺称“普彤寺”。普彤寺后毁于战火之中，现今寺院为1996年9月重建而成。

在风侵雨袭的漫长岁月中，普彤塔先后经历了八次较大的修葺。分别在魏（三国）太和四年（公元230年）、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明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清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84年、1992年。

1966年邢台大地震，普彤塔塔身受到损坏，塔顶震掉铜佛三尊，均为红铜质菩萨像，最大的一尊是观音菩萨，高41厘米，重8.25公斤，系明嘉靖十五年修塔时所铸。观音菩萨安祥地坐于“海天佛国”（东海普陀山）海岸，手扶佛经，口念经语，身挂佛珠，一足蹬岸，一足伸向海水，水中生莲，足、莲、水巧妙地结合为一体，将观音菩萨善良恬静、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佛像背刻铭文：“汉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日，摄摩腾竺法兰建，至太和四年正月初五日，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日青江、青海主持重修……”铭文对建塔、重修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1992年，弘川法师在重建普彤寺的施工中，又发现了清光绪十一年《重修普彤塔庙碑记》，碑文为“南邑之有普彤塔也，建自汉明帝永平十年，至唐贞观四年，大耳禅师重修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为本邑十景之一，由来旧矣……”

弘川法师与普彤寺的修复

说到普彤寺的修复与兴隆，不能不提及一个在中国佛教界声名远播的人——弘川法师。

弘川法师，俗名王金城，1927年农历六月初九出生在河南省偃师市岳滩乡后堤村一个贫苦人家。幼时父母早亡，因生活所迫，1949年初碾转到台湾，后皈依佛门，授法名圣嵩，字弘川。1984年8月，弘川法师冲破种种阻挠，毅然从台湾经香港乘飞机回到祖国大陆，被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誉为“中国第一爱国僧人”。1992年，经南宫市***批准，同意按照省佛协的意见修复普彤寺。省***民族宗教厅推荐弘川法师任普彤寺住持。弘川法师和3名弟子住进维修佛塔时留下的两间简陋工棚，开始了艰难的筹建活动。为筹措资金，弘川法师周游四方募化，边筹集资金边建设，先后投入人民币100万元。在普彤寺修复的紧张施工中，他拖着病体日夜操劳，常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普彤寺于1996年9月基本竣工，并于9月26日举行了落成暨佛像开光大典。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树森、省统战部副部长韩瑞改、省民族宗教厅厅长鞠志强、中国佛协副会长、河北省佛协会长、柏林寺住持净慧法师和邢台市、南宫市有关党政领导参加了开光大典。净慧法师在庆典致辞中特别指出：“我想强调一点，这个寺应该说是佛教东来的第一寺，因为这个寺比白马寺还早一年。这么多年我们没有宣传这个历史事实，因为规模还没有起来。现在这个地方规模已具，四众云集，管理正常，在这里我们可以郑重地向各界宣布：中国真正的第一寺是在河北省南宫市，也就是我们的普彤寺。”

弘川法师学识渊博，佛学著述甚多，亦常有捐资济困之义举。他曾任中国佛协常务理事、河北省佛协副会长、邢台市佛协会长、河北省政协常委等职，于2004年11月13日圆寂于南宫普彤寺。

如今的普彤寺，管理有序，寺院整洁，常住僧人有30余人，殿内香烟缭绕，院中松柏林立。笔者置身其中，深切感受到佛教圣地的庄严、静穆与神圣。

一名政协委员的“佛塔情结”

2004年8月1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中国最早的塔—普彤塔》一文，并配发了普彤塔的照片，旋即在海内外佛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这篇文章的作者巩修山，现任南宫市政协常委、政协提案委委员，是一位多年来利用业余时间致力于佛学研究和普彤塔考察、考证与宣传工作的有识之士。

普彤塔建成于东汉明帝永平15年，比洛阳白马寺佛塔还早两年，当属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佛塔。但由于此塔所处地域偏僻，加之以往宣传不够等原因，使这一历史事实鲜为人知。为了考证普彤寺、普彤塔的起源，为家乡的文化历史资源正名，巩修山在家庭经济十分拮据的困境下，挤出有限的资金，先后购买了数千册有关历史与佛教的图书资料。他曾自费专程前往湖南长沙、湖北武汉等地的文物部门，寻找普彤塔为汉朝建筑的关键实物证据御碑。他撰写的《普彤塔—中国第一佛塔》、《中国佛教第一寺应是我省南宫普彤寺》等文章先后被《人民日报·海外版》、《乡音》、《民族与宗教》、《老人世界》、《河北日报》等中央及省、市媒体发表，并被国内30余家报刊转载，引起强烈反响。《普彤塔——中国第一佛塔》被译成英、日、法、德等七种文字收入美国东方文化艺术中心的资料库。他的研究成果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佛教协会和美国东方文化艺术中心的重视与关注。巩修山对普彤塔情有独钟，到了几近痴迷的程度。一次，他去新华书店购书，发现1999年版的《辞海》在“南宫”词条的注释中提到“古迹有普彤塔寺”，可翻遍全书却找不到“普彤塔”的单独词条。回家后，他立即致函上海辞书出版社，提出普彤塔为中国第一佛塔，建议新版《辞海》中增加其单独词条。他的信引起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重视，出版社很快回函，邀请其赴上海商洽将“普彤塔”词条入编《辞海》事宜。

一个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得好，其意义和影响不仅仅在文化领域，而且将带动当地旅游产业和经济的发展。作为政协委员，巩修山和佛教界知名人士一起就普彤塔这一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积极向党政领导建言献策。2001年10月，他执笔撰写、与弘川法师联名提出的《关于普彤寺普彤塔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议》，得到***河北省委副书记赵世居的批示和省文物局的重视。2004年，他与佛教界人士合作撰写的提案《应重视中国第一佛塔普彤塔旅游招商资源的开发》在省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被采纳，作为重要提案转交到承办单位。

当笔者欲告别这座千年古刹时，已是黄昏时分，如血的残阳将普彤塔映照得愈加古色古香。笔者心中暗暗祈祷：但愿这座千古名塔能早日被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普彤塔是一幢佛教古塔，坐落在河北省南宫市（县级市）西约1.5公里处。其地理坐标为东经115°21'19′′，北纬37°22'07′′，地面海拔高度28米。现存普彤塔为八角形楼阁式九级红砖塔，通高33米，呈明代建筑风格。1982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志资料显示，普彤塔建于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若果真如此，则该塔建造年代比公认的“神州第一刹”洛阳白马寺（始建于永平十一年）及其齐云塔（始建于永平十二年）还要稍早，可谓神州最早之佛塔。

此说是否属实，涉及佛教初传汉地的诸多问题，有必要加以探究。普彤塔的建造年代在历代《南宫县志》中均有记载。

经查，自明朝至民国，共编纂南宫志书10部，其中7部传世，可供今人查阅[①]，而其中[明]嘉靖版、[清]康熙版和民国版的《南宫县志》可作为代表。

[明]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古迹》关于普彤塔的记载如下：

普彤塔，在废县。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

[清]康熙版《南宫县志》对嘉靖版《南宫县志》的记载有所补充：

普彤塔，在旧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府志一作“彤塔书院”。

民国版《南宫县志》又有所补充：

普彤塔，在旧城，汉明帝永平十年建，贞观四年重修。有唐时断碑：大耳禅师重建。基周三十二武，高十仞。《一统志》作“普同寺”。《正定府志》作“彤塔书院”。

从上述方志资料可以获得如下信息：

（一）历代《南宫县志》均明确记载普彤塔建于汉明帝永平十年，而且文中没有“传”、“闻”的字样。这表明，普彤塔建于永平十年的传说非常久远，至少明清两代南宫当地方志著者对此说不存疑议。

（二）各版县志中对普彤塔的地理位置描述十分准确，增强了关于普彤塔建造年代记述的可信度。所谓“废县”或“旧城”，就是成化十四年（1478年）以前的南宫县城，因被洪水淹浸而废弃，在新县城以西3华里处（见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二·建置志第二·城池》。距离现南宫市中心1.5公里。

（三）因地震和洪水之患，普彤塔在历史上屡遭损毁，但又多次被修缮和重建，反映了当时人对该塔的珍视。县志中特别提到，唐代大耳禅师曾主持普彤塔的重建，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

据[宋]道彦《景德传灯录·忠国师章》记载，大耳三藏法师是“西天”高僧，唐代宗时抵达帝都。唐代宗因闻知大耳三藏法师“得心慧眼”（能够以心灵感知他人所思，亦即有“他心通”），遂敕令他与中国高僧忠国师当面验证：

三藏方见师，便礼拜，而立于右边。师问：汝得他心通耶？对曰：不敢。师曰：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去西川看竞渡？师再问：汝道老僧即今在什么处？曰：和尚是一国之师，何得却在天津桥上看弄猢狲？师第三问语曰亦同前，三藏良久而罔知去处。师叱曰：这野狐精！他心通在什么处？三藏无以对。

而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四·杂物志第八·仙释》则记载:

大耳禅师，不知何许人也，唐贞元年间居普彤寺，建浮图，高十余丈。

唐代宗在位年代是公元763－779年；“贞元”是唐德宗年号，相当于公元785－805年。看来大耳法师是唐代宗时抵达首都，唐德宗时到达南宫的。一位印度旅华高僧，专程到南宫普彤寺住持一段时间，并且倾力修缮已经损毁的普彤塔，这一事件印证了普彤塔在海外僧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佐证了普彤塔的特殊身世。

有必要说明，上述几部县志中所记“贞观四年”疑为“贞元四年”之讹，因为大耳三藏法师应当是在贞元年间重修普彤塔的，除非有证据表明，在贞观年间另有人重修普彤塔。如果说县志资料有所欠缺，那么已发现的文物资料则可以提供补充和佐证。

1、1995－2006年，在南宫境内3处地点陆续发现北朝至唐朝时期汉白玉和青石佛教造像残件数百件，应为唐朝末年“武宗灭佛”事件的遗迹。特别是在普彤塔侧畔群英湖湖底发现的北齐时期汉白玉佛教造像残件近百件，堪称中国佛教考古稀有发现。这些佛教造像数量众多，年代久远，且许多造像基座上都镌刻着供养者的姓名，可弥补方志之不足，佐证南宫普彤塔年代之久远，名声之显赫[②]。

2、据南宫文物管理部门介绍，1990－1992年河北省文物局拨款，由河北省古建筑研究所主持，对普彤塔进行维修时，曾经发现一块带铭文石板残片，系民国二十二年（1933）修缮普彤塔的记事板，上有铭文说明普彤塔的建造年代：

……汉明帝永平十年始建，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竣工……

此铭文说明普彤塔的肇建时间是永平十年，而竣工时间是永平十五年初，历时近5年，这应当符合当时南宫县的物力状况和建塔主持者的精力状况。此外，永平十年是众所周知的佛教始传中国内地标志性年代，如果普彤塔肇建于永平十年，则建塔的发起者只能是传说中第一批来中国内地传法的印度高僧摄摩腾（Kashyapa-matanga，又译称“迦叶摩腾”，意译为饮光象）以及竺法兰(Dharma-ratna，即天竺的“法宝”,概顺汉人三字姓名习惯，故均以三字称呼之)等人，因为当时中国内地别无佛僧。

3、邢台市文物局现收藏1966年大地震时从普彤塔塔顶震落的3尊明代铜佛像，其中最大的一尊（高41厘米，重6.25公斤）佛像背部有铭文，说明普彤塔肇建者的确是摄摩腾等人：

……永平十五年正月十五摄摩腾建……竺法兰……大耳三藏公……至元和四年正月初五海和尚重修，至嘉靖十五年七月十五重修……

此段铭文中的“永平十五年”应当是普彤塔的建成年代。

也许正是因为普彤塔的初建者是外国僧人，所以后来才有多名外国僧人对其进行修缮。除前文提到的“大耳三藏”外，此段铭文中的“海和尚”疑为“海东和尚”，即一位唐朝时期来华访学的新罗高僧（见[宋]赞宁《宋高僧传·卷四》）。先后有两位海外高僧对中国的一座佛塔进行修葺，这种情形在佛教史上并不多见。它是否暗示普彤塔的身世非同一般呢？方志和文物所提供的线索，使普彤塔的修建与“永平求法”联系起来，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佛教史上这个著名事件。

所谓“永平求法”，就是汉明帝（东汉第二位皇帝刘庄）于永平年间派遣使者前往西域迎请佛法之事，是世所公认的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之始。惟因“正史”《后汉书》中对此只记有寥寥数语，而记载该事件的其他多种著作又说法不一，以致后人无从了解事件的详情，而仅能推测其梗概：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某夜，汉明帝梦有金身大神飞翔于殿前，因此询问朝臣；有人回答说：西方有身高一丈六尺的金色大神，称作佛；于是汉明帝派遣使者赴印度迎请佛法；汉使者在大月氏国（贵霜王国，Kushan）遇到印度高僧迦摄摩腾等，遂带领高僧返还东土，以白马驮载佛经和佛像，终于永平十年十二月底抵达东汉首都洛阳[③]；汉明帝接见摄摩腾等人，并下令将高僧安置在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下属的馆舍，并且在第二年（公元68年）敕令在洛阳城雍门外兴建僧院，即“白马寺”，又于永平十二年（公元69）敕建“释迦舍利塔”（后称“齐云塔”）；印度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等在白马寺完成了第一部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的撰译工作，佛教从此传播于华夏九州。

根据这个史实轮廓判断，若南宫普彤塔肇建于永平十年，其日期只能在摄摩腾等人进入东汉首都之前，因为他们抵达洛阳的日期已经是永平十年年底。

如果摄摩腾等在抵达雒阳之前开始建造普彤塔，就意味着他们从西域到洛阳的旅行路线经过南宫。这是否可能呢？

首先应当承认，从西域到洛阳的最便捷路线不经过南宫。这条路线西起葱岭的乌孜别里山口，东到东汉首都洛阳，分为三段。第一段是西域都护府辖区，其路线是乌孜别里山口－－疏勒－－龟兹－－焉耆－－戊己校尉城－－宜禾校尉城－－玉门关；第二段是凉洲刺史辖区，其路线串联“河西五郡”（敦煌郡、酒泉郡、张掖郡、武威郡、金城郡）以及陇西郡和汉阳郡（永平十七年改天水郡置）的治所；第三段是司隶校尉辖区（即当时中央直辖区），其路线是天水－－长安－－弘农－－黾池－－函谷关－－洛阳。

在这条“便捷路线”中，从乌孜别里山口到玉门关，是处于汉朝政权控制下的一连串沙漠绿洲，自然是汉朝使者旅行的最佳路线；而从玉门关到武威郡治所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是狭长河西走廊中别无选择的路径；但是自武威以东，道路有多条，可供旅行者选择。而恰恰在汉明帝即位当年，武威以东的路段上出现了严重情况。《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记载如下：

秋九月，烧当羌寇陇西，败郡兵于允街。赦陇西囚徒罪减一等，亦复免是年更赋，遣谒者张鸿讨叛羌于允吾，鸿军大败战殁。冬十一月，遣中郎将窦固监捕虏将军马武，讨烧当羌。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就在汉明帝即位当年（中元二年，公元57年），游居于金城郡和陇西郡的“烧当羌”（羌族一支）暴动，先在陇西郡的允街（音“沿佳”）城打败驻陇西汉军，又在金城郡的允吾（音“沿牙”）城附近打败朝廷派来的征讨军队，斩杀汉军统帅张鸿及其所统官兵。紧急关头，汉明帝派遣窦固作监军，委派马武为主帅，率领重兵，才将暴动镇压。但是羌人活动并未从此被遏止。永平初年，金城郡和陇西郡境内大道被旅行者视为险途。因此摄摩腾和汉使者难免要避开这段道路，向东北方向迂回。

向东北方向迂回可能是“小迂回”，也可能是“大迂回”。前者是指经过安定郡（在武威郡东方、金城郡的东北方，亦属于凉州刺史辖区），沿泾水进入司隶校尉辖区，抵达长安后再续走“便捷路线”的第三段；后者是指经过凉州刺史辖区的安定郡、北地郡进入并州刺史辖区（包括今山西大部以及陕西、内蒙古各一部），然后进入冀州刺史辖区（大致相当于今河北的中南部），最后转入洛阳。由于两汉之际长安城及其周围地区（右扶风、京兆尹、左冯翊）屡遭兵燹，以致建武年间曾出现“三辅大饥，人自相食，城郭皆空”的情况，估计摄摩腾等人可能进行“大迂回”。此外，汉使者和摄摩腾选择“大迂回”路线的原因还有两个。

第一，明帝求法的动因。世人皆知汉明帝“感梦”而求法，却鲜有人分析他为何“感梦”。《后汉书》中记载了明帝两次“感梦”，一次发生于是永平十七年，《后汉书·卷第十上·后纪第十上·阴皇后纪》记载为：

十七年正月，当谒原陵，明帝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率百官故客上陵，其日降甘露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装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

另一次“感梦”发生在“永平求法”事件之前，其梦境已为人所熟知。《后汉书·卷一百十八·西域传第七十八》记载为：

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身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

后一段记载没有标明“感梦”的年月，但是联想到阴太后崩于永平七年正月癸卯，葬于二月庚申（见《后汉书·卷二·明帝纪第二》），可以推断此次“感梦”发生时间应当与阴太后逝世或安葬的日期相去不远。

汉明帝与其母亲的深厚情感史书中多有记载，他的两次“感梦”都与其母亲阴太后（阴丽华）有关，这本不足为奇。但是，它能够说明，汉明帝遣使求法之初衷，并非寻求海外治国之道，而是要拜求有大功德的异域神祇庇佑母后亡灵，以尽自己孝心。而冀州与阴太后以及汉明帝的经历密切相关，例如阴太后（当时为阴贵人）就是在冀州的元氏县生下汉明帝的。既然汉使者明了汉明帝的心迹，在被迫迂回奔赴洛阳的情况下，取道冀州以取悦于汉明帝，并非不可思议之举。

第二，冀州与刘秀、刘庄父子的特殊关系。众所周知，冀州是东汉光武帝刘秀起家之地。当年刘秀开始经略河北，曾经受到豪强王朗（当时占据邯郸）的追迫。刘秀经过南宫时，躲到一所民舍中避风雨，当时惶然不知投奔何处，奇迹般见到一位白衣老者，指点他投奔约80华里外的信都郡治所（当时南宫县属于信都郡），于是取得了第一座归自己控制的城池。正是在信都立脚之后，刘秀才得以率军转战河北，取真定，陷元氏，克房子，占邯郸，在篙县（后改名为高邑）称帝（见《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为纪念在南宫的奇遇，后来东汉朝廷在南宫县建立“大风亭”（见嘉靖版《南宫县志·卷之一·地理志第一·古迹》），标明此处是东汉王朝的“福地”。而在刘秀、刘庄父子统治期间，冀州始终是东汉朝廷统治最稳固的地区。因此汉使者携摄摩腾等取道冀州，不仅可以确保旅途安全，而且可以沿途瞻仰元氏、高邑、南宫等地“圣迹”。

从并州刺史辖区进入冀州刺史辖区，必须穿越太行山脉，其数条道路皆为河谷通道，诸如浣水河谷、滹沱河河谷、绵曼水河谷、漳水河谷，而其中滹沱河河谷大概是摄摩腾一行所经之路。做此推测的理由有两个：第一，该河谷中央水流终年不断，河畔道路较为宽敞，两侧山峰植被之繁茂为太行山脉中段所鲜见，地理条件最佳。第二，滹沱河蜿蜒穿流太行山的地段，即东经113°30'－114°30'，北纬38°00'－39°10'，后来在这里兴建了几座名寺，如太行山西侧的五台山佛教寺院群，太行山东侧的临济宗的祖庭临济院（寺）；从临济院（寺）向东南约75公里，有赵州柏林寺；再向南约80公里，就是南宫的的普彤寺。这些寺院虽然规模不一，却都有起源于东汉的传说。传说固然不等于历史，但是其中可能包含着历史信息。

由此判断，摄摩腾等人的第三段行程可能是从并州刺史辖区，沿滹沱河进入冀州刺史辖区，经由真定（属于常山国）、元氏（属于常山国）、高邑（属于常山国）、南宫（当时已属于安平国）、邯郸（属于赵国）等地，再由魏郡进入司隶校尉辖区，最终抵达洛阳。对于以上结论，还有几点说明。

第一，永平十年是普彤塔的肇建年代，据现有已知的历史资料证明，普彤塔是中国内地肇建年代最早的佛塔。因此，完全有理由称普彤塔是“中国第一佛塔”。

第二，普彤塔虽然也泛称为“塔”，但估计它不是“浮屠”，而是“支提”。依照印度佛教惯例，安置舍利的塔称作“浮屠”（Stūpa），而不安置舍利的塔称作“支提”（Caitya）。根据南宫文管部门资料记载，在1990－1992年修复普彤塔时，发现该塔1－6层塔为空筒结构，底部有一水井，7－9层是实心结构，整塔之中未发现安放舍利宝匣的空间。由此推断该塔并未安置舍利，应当是弘扬佛法的标志，以表明佛法从此在中国内地扎根。

第三，有学者注意到，摄摩腾和竺法兰不是同时到达洛阳的，即摄摩腾于永平十年十二月三十日抵洛阳，而竺法兰稍后才至。这不禁令人猜想，究竟什么事情耽搁了竺法兰的行程？会不会是普彤塔的筹建呢？

自佛教传入中国并形成规模僧团后，这个团体便演变成了一个融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于一体的特殊社会组织。历代王朝为了统治、管理和利用好这一新兴的社会力量，逐渐探索创建起了一个专门管理僧尼事物的新的官署机构，这便是中国僧官机构形成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僧官机构的设置无疑向世人标明了皇权大于教权的现实，这是中国宗教区别于西方的重要之点。

我国僧官机构约略创建于公元四五世纪之交，此一时期的东晋、姚秦（后秦）和拓跋魏（北魏）先后出现了僧官机构的设置。“设僧局以绾之（控制），立名籍以纪之”（[宋]赞宁撰，富世平校注《大宋僧史略校注•僧籍驰张》中华书局 2015年版，第151页）这十二个字应该就是对僧官机构职能的最简约概括。典籍关于僧官较早的记载举略如下：

“初，皇始（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年号， 396-398年）中，赵郡（今河北赵县一带）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二十五史·魏书·释老志》线装书局2007年版，第四卷第656页）此处“道人统”即僧官。

“大法东迁，于今为盛，僧尼已多，应须纲领，宣授远规，以济颓绪。僧㗉（音，lüè）法师学优早年，德芳暮齿，可为国内僧主。僧迁法师禅慧兼修，即为悦众。法钦、慧斌共掌僧录。给车舆吏力。㗉资侍中秩，传诏羊车各二人，迁等并有厚给……至弘始七年（后秦君主文桓帝姚兴年号，405年），敕加亲信仗身、白从各三十人。僧正之兴，㗉之始也。”（[梁]慧皎《高僧传·卷六·晋长安大寺释僧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页）“僧正”“悦众”“僧录”即僧官。“所言僧正者何？正，政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盖以比丘无法，如马无辔勒，牛无贯绳，渐染俗风，将乖雅则，故设有德望者，以法而绳之，令归于正，故曰僧正也。”（《大宋僧史略校注•立僧正》第92-93页）

“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谘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东晋安帝司马德宗年号）中遇疾而卒。”（《高僧传·卷五·晋吴虎丘东山寺竺道壹》第276页）“都维那”乃当朝最高僧官的副职。

北魏孝庄帝元子攸(507-531年)“承丧乱之后，仓廪虚罄，遂班入粟之制。”“入粟”之酬报就是官阶，不但规定了“职人”“白民”的买官标准，特别是还规定了沙门买僧官的价格“诸沙门有输粟四千石入京仓者，授本州统，若无本州者，授大州都；若不入京仓，入外州郡仓者，三千石，畿郡都统，依州格；若输五百石入京仓者，授本郡维那，其无本郡者，授以外郡；粟入外州郡仓七百石者，京仓三百石者，授县维那。”（《二十五史·魏书·食货志卷一百一十》第四卷，第616页）这里郡县僧官均称“维那”。

由以上引述及专家考证可知，那时的僧官机构是自上而下设立的，国家级僧官机构一般称作僧司，或称僧局、僧省，其后又改称监福曹、昭玄寺（曹、寺均为古代官署名，如今之党政机关的部局委办的称呼）。僧司的主官称大僧正或僧主、僧端，副职称都维那。昭玄寺的官员有大昭玄统，昭玄统、都维那。县级僧官曰维那。其后无论朝代如何更替，王旗落入谁家，以及他们对于佛教态度如何，但在僧署设置和僧官命名上却是大同小异的。

作为释源祖庭的普彤塔寺所在地南宫，随僧团的发展也建立了僧官机构，设置了僧官。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一是史志记载，一是考古发现。

史志中关于南宫建僧官机构的记载，最早见之于明万历版《南宫县志》，其卷三《建置志•公署志》记曰“僧会司在县西南隅兴福寺，成化十七年（明宪宗年号，1481年）立。”此志《建置志•寺观志》在关于兴福寺的记述中也提到了僧会司，“兴福寺，在城内西南隅。旧在废县治东南……成化辛卯（明宪宗年号，辛卯乃成化七年，1471年），知县方中奏设僧会司，戊戌废县水，寺亦迁今地。”其后康熙、道光、光绪志均在建置志之公署志和寺观志中详略不同的重复了以上记述。民国志虽另更新名，将“僧会司”放在了建置志之署廨志中，然署廨与公署属同义词，亦为衙署之意。关于南宫僧官机构的记载，仅此而已，其他典籍有无记载尚未可知。

既然此文意在探究南宫历史上的僧官机构建设问题，所以在此有必要对以下三个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其一，关于僧会司的办公地点。有人会问，县志载“僧会司在县西南隅兴福寺”，既然僧会司是官府衙门，为什么不建在官衙而在寺院？据考，明代僧官机构设官不置署，诸级僧司皆设在寺院之内这是国家通例。所谓“僧司衙门”，实际上是僧官的驻寺而已。如明初僧录司设在南京天界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该寺毁于火灾，遂迁于天禧寺。永乐迁都后，初设僧录司于大兴隆寺，又改置于宛县的大隆善寺。其后僧录司的驻寺屡有迁移，嘉靖十四年(1535年)，再改僧录司于大隆善寺，终明亦然。所以，南宫的僧会司设在兴福寺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关于僧会司设立年代。应该指出的是，南宫历版县志“僧会司”条均将僧会司设立年代记为“成化十七年”，而“兴福寺”条则又将僧会司“奏设”年代记为“成化辛卯”即“成化七年”。我想出现这一情况，原因之一或许是笔误。原因之二或许是“奏”于“成化七年”，而准奏于“成化十七年”，因此出现了两个年代。或许还另有之三、之四的原因，但无从考证，只能暂付阙如。

其三，关于僧会司设立的意义。由常理推知，没有旅游资源的地方不会设旅游局，没有河道、不临湖海的地方不会设港航局，而一个僧侣寥寥，寺庙无多的县域又怎么可能设僧官机构呢？因此可以十分肯定的说，建僧官机构是佛教兴盛的标志，尤其对于一个县而言。对此专家就曾做出过这样的结论，明之“僧会司机构不是县县皆备，而是在一些宗教风气盛行、寺院集中的县才有所设置。”“当时顺德府所辖的邢台、沙河、平乡三县中皆无僧会司机构，其它府州也有类似情况。”（谢重光、白文固著《中国僧官制度史》，青海人民出版，1990年8月版第253页)。因此僧官机构在南宫的设置，完全可以说它从官方层面再次证明了南宫寺庙僧侣的众多，侍佛礼佛风气的浓重，佛教文化的发达，佛教基础的深厚，更不愧为释源祖庭的称谓。

当然，从南宫佛教发展的历史看，明代决不可能是南宫历史上僧会司的初建朝代。确实，从县志记载“奏设”二字看，南宫的僧官机构初建于明朝，当是无可置疑的。但据此就断定南宫僧官之设从明代开始，恐与史实有悖。尽管向前推进，可资凭据的史料非常稀少，更有甚者，汉代以来的南宫古城已于明成化十四年惨遭洪水之劫，文档史料尽失，加之“大山以东，南宫为四达之区，兵燹荐经，载籍殆尽。”（万历版《南宫县志•建置志•寺观志》）很难拿出确证。可谓文献无征，典籍不载，难究其详。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2006年4月3日，南宫市后底阁村出土的一批佛造像，其中有些造像的发愿文所记载的僧官信息，不仅为研究南宫佛教史提供了有益史据，而且还把南宫僧官机构的设立时间向前推进了八百余年。

唐高宗李治龙朔三年（663年）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造坐佛像发愿文记曰：

“□唐龙朔□年，岁次癸亥，六月壬癸望廿九日辛亥，大像主云骑尉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虽生在阎浮（为须弥山四方的四洲之一。后泛指人间世界）依希舍卫之国（为佛陀说法遗迹中最著名者），奉敕东罚，见亲之日不期，共发鸿心，造白玉像□铺，誓愿之俊圣（神圣、高大），泽（通“释”）之所有，征采崐山之无价，镌成此像，诸行人等沐浴洗心，终身皈敬，镌名于后。维那张孝强、勋官王弘善、维那张文遇、维那王才卿、维那张祇达、维那张士雅、维那韩客仁……”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造坐佛像发愿文亦有同样记载：

“唯大唐调露元年十月日，大像主（“凡出资造像者，曰象主、副像……光明主……大像主……”《中国历代纪年佛像图典》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页）宜勇师上柱国（上柱国是对作战有功人员表彰的勋级名称）韩善行队下五十人等，奉敕东征，敬造弥陀像一躯，并二菩萨，上为天皇天后，下为七世先亡。都维那上骑都尉韩客仁、维那上□军王信政、上柱国张文遇、轻车张弘道……”

以上两则造像发愿文所述造像意图尽人皆知，至于造像原因——“奉敕东罚”、“奉敕东征”所为何故，因与本文无关没必要探讨。唯其对“镌名”者的官职称谓——“都维那某某”“维那某某”所透露出的信息，有必要作出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从这里起码可作出如下判断。

其一，因为都维那、维那是州县僧官的称谓，也就是说早在唐初，南宫就有了僧官。其二，唐初县级僧官设置乘隋朝余脉，由多人担任。如隋开皇六年(586年)龙藏寺碑碑阴所列真定、石邑、井陉等县均有维那五人以上。唐龙朔三年韩善行等像发愿文亦记维那多人，如“维那张孝强……维那张文遇、维那王才卿、维那张祇达、维那张士雅、维那韩客仁”等。其三，县僧官可升职为府州僧官。唐龙朔三年韩善行等造佛像发愿文记“维那韩客仁”，并且排位较后，而16年后，唐调露元年韩善行等再造佛像发愿文记韩客仁时，则排在了最前面，记曰“都维那上骑都尉韩客仁”，因为他不但有“上骑都尉”军功荣誉称号，更关键是此时他已升职为都维那。其四，县级亦有白衣僧官。“白衣”指世俗未出家的人，白衣僧官即俗人担任的僧官。如南北朝时期梁武帝感叹“比见僧尼多未调习，白衣僧正不解律科，俗法治之，伤于过重。弟子暇日欲自为白衣僧正，亦依律立法。”（《续高僧传（上）·卷五·释智藏传》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71页）这即是中国古代设立白衣僧官的证据。从两则造像发愿文所述名姓同样证明了白衣僧官在南宫的存在。因为依照《增一阿含经》“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为沙门，皆称释种”的法理，从东晋释道安（312-385？年）始，由法名皆从师姓，改为皆从释姓。僧人姓氏全部统一为“释”字，而依俗姓记名者显然为“白衣”，由此判断俗姓维那肯定是白衣俗众而非淄衣僧尼。

至于唐以前南宫是否设置僧局、有无僧官，还有待典籍或考古的发现，目前尚无从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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