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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粟庵属于南京人文景观的著名旅游去。

金粟庵位于南京西南隅集庆路北，与六朝凤凰台故址和清代愚园废地邻近。民国《首教志》载，金粟庵因地近瓦官寺而得名，为瓦官寺故地遗存。据说“画祖”顾恺之画金粟如来像（维摩诘像）时在此打过草稿。现庵主为全乘上人，守庵数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金粟庵香火再起，善男信女，络绎而至。1994年，日本僧侣界“天台イム教青年联盟访中团”为纪念“慈觉大师”诞辰一千二百周年，来金粟庵，向古庵奉纳慈觉大师绘像。

当代高僧、佛门耆宿，南京市佛教协会顾问，南京金粟庵、鹫峰寺退居方丈，东台接引禅院方丈全乘长老于2017年3月10日下午17点48分安详示寂。世寿95岁，僧腊86年，戒腊75夏。一代高僧，圆寂西归，一时噩耗传来，四众哀恸海天同悲。祈愿长老不舍众生，早日乘愿再来。

全乘长老生平简介：

全乘长老，1923年6月24日生于江苏大丰市茅家舍。江苏佛门耆宿，南京市佛教协会顾问，南京金粟庵、鹫峰寺退居方丈，东台接引禅院方丈。

问：我们知道师父是童真入道，从小出家。您能讲述一下您的出家因缘吗？

全乘长老：我11岁出家，那年是1931年。不过那时我不是因为信仰而出家，而是因为那是战乱时期，家庭生活负担重，兄弟姊妹多，才被迫出家的。

我的俗家在江苏省大丰市（当时是东台的一个分县，解放以后重新规划为市）。大丰的南面和现在的东台界线中间有条河，我家住在河的北面，出家的接引庵则在河的南面。可想而知，一个11岁的小孩，因家境穷困而被迫离开家庭，离开父母，生活的方方面面均彻底改变，是多么的不自在。

我的师父当时经常对我们进行启发教育，很严厉。要是我们说错话，或是在做经忏佛事时唱得与大家不协调，师父就会用戒尺打我们的头。乃至头打破了，血都流到鞋子里，到现在我的手掌上还留有当时的伤痕。但是师父对周围的人却很好，也能够勤俭治庙。当时我们庙里一共有十几个人，我负责为大家烧饭。呆了两年多，我就到了复兴庵。复兴庵的师父叫能安，与前面的师父相较而言，则稍显和蔼一点。我在这儿一直待到20岁。

后来我到南京宝华山受戒一个多月，之后再到南京古林寺参学，在那里常住，做板堂，兼顾学修。古林寺和宝华山一样，是律宗道场。后来才知道，他们学律也并不怎么太好。古林寺佛学院是日本人办的，那时是1941、42年左右，日本人还没有投降。我们去的时候庙里还有十几个人。有时日本人也过去给我们讲讲课，教我们日语。庙里也没有真正的请老师，方丈和尚给我们讲《禅林宝训》，有时还讲《论语》。学习也不是抓得很紧，松松垮垮的。

这样一共有3年多，就离开了这里。因为年龄大了些，也稍懂得一些佛教的道理，就想到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这样的大丛林去体验一下真正修学的氛围。但是又胆小，不像现在的人思想那么开阔。

离开古林寺后，几经周折，终于到了天宁寺，考进了佛学院。其实我也没什么文化，只是因为字写得还可以，才被老师录取的。说到我的练字，这与在古林寺的一场大病有着莫大的关系。当时在古林寺时，因水土不服，生了一场伤寒病，十几天一口饭都不能吃，病好之后一年多，头都抬不起来，在这生病期间痛感无常，就开始抄写《地藏经》，也逐渐把字练好了。

当时天宁寺佛学院有甲乙丙三个班，我被安排在甲班。我的文化水平很浅，为了跟上学习进度，每天夜里等管理的人睡着后，我就爬起来学习。这样时间一长，就生病了，得了痔疮，出血很严重。我生病的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天宁寺当时的早晚功课时间太长，每次都要跪两个多钟头。因为多病，也一直被安排住在治病的“如意寮”里，但还是去听课。当时不知道听课有多大的好处，后来才感觉到了，听课有好处。那里老师讲的是《俱舍论》，还有《唯识三十颂》。听过课之后，看一些佛学的文章时就容易懂了。

在天宁寺呆了不足3年，1948年冬天，我从天宁寺出来，到金粟庵，一直住到现在。这期间几十年的时间里，几经周折，直到改革开放，塑料十二厂的一个工人卫立民，他知道我是出家人，就把我介绍到栖霞山佛学院去工作了。在佛学院当学监和僧值，呆了将近3年。

后来徐州云龙山的庙没有出家人，来南京佛教界邀请人去管理云龙山兴化寺。我和栖霞山的一个和尚养熙就一起去了。这个和尚比我大十几岁，他当方丈，我当监院。后来由于金粟庵的需要，我就又回来了。当时一个帆布厂打算拆庙建厂，要我离开这里，他们在外面找房子给我们住，还说要补给我们退休工资38块钱，另外再补发一部分。外面找的房子比这里要好得多，但我没有答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有个文件，要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拆掉的庙房，要归还出家人。我就拿着这个文件，不让他们拆我们的房子和大殿，不过当时交涉没有什么结果。过了几年，这个帆布厂也没有拆庙，我还住在这边。当时接收这里的时候，有个师兄叫全岩。后来他参加了初旺织布厂。工作后，还俗了，生了小孩，但还住在寺庙的房子里。他住前面一间，我住后面一间。我在徐州的时候，他已经跟帆布厂定好了，帆布厂花了11万块钱给他买了四五十个平方的房子，他准备拿出五六个平方给我住，我没去。

一直到帆布厂倒闭了，我又出来交涉，政府答应给我们240个平米的土地面积和房子（房子是四小间），再给我们30万块钱。经过一番波折，1993年以后开始了寺院建设，一直到现在。再经过我们的争取，寺庙后来一共拥有二千多平米的土地面积。

我当时入佛门的时候是“被迫”的，后来，通过阅经、诵经、抄经、念佛、拜佛以及看佛教杂志等，渐渐产生了信仰。

到复兴庵的时候，能安老师父教了我一些佛教唱念，他对我的文化学习也有所帮助。

我行得一个“守”字，一直留在金粟庵，把金粟庵给守住了。这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是六七十年的事情。

之前很多人给我更好的居住场所和很多钱，我都没离开这里，因为对这里有了感情了。这个地方和顾恺之有点关系（东晋著名画家，代表作《洛神赋》，善画佛像）。他画壁画，里面的主人翁是维摩诘居士，而维摩诘居士是古佛金粟如来应世。他画壁画是在这里起草的，所以这里叫金粟庵。

我19岁去宝华山受的戒，受完戒后去了古林寺。古林寺和宝华山是律宗的道场，都非常有名。现在宝华山每两年传戒一次，在弘扬律宗，但古林寺现在一块砖一块瓦都没有了。

古林寺为什么这么失败，宝华山为什么这么兴旺？太平天国的时候，宝华山的人都离开了，到北京法源寺（法源寺是律宗的道场），古林寺的人则逃到苏北乡下。后来宝华山的人回来得早，古林寺的人回来得迟，这中间听说相距有几年的时间。宝华山当时出了不少的人，在戒律方面有很多著作。古林寺在城区，则被腐蚀得厉害。

问：师父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作为佛弟子，如何去护持佛法，以及有正知正见？如何去护持戒律，让佛法兴盛？

全乘长老：过去的佛教界讲，“宁领一千军，不领十个僧。”僧人是很难管理的。过去还有些办法，有一套规矩，对出家人有一些约束，比如说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这样庙里的秩序就能好好维持下去了。

中国佛教是祖师的佛教，佛教里有一两个祖师，就像这个房子有大梁柱一样，就能顶住了。到清末民初，太虚大师、印光大师等等，都是佛教的大柱子。所以，无论时代如何发展，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遵循以古为师、以祖为师的传统。

现在科学发展得很快，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手机。年轻的出家人用手机，庙里就不好管。在以前没手机的时候，外面什么事发生了一点也不知道。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把这个管理起来，要用特殊办法才能管理得好。另外，最主要是要求出家人要独身终生、僧衣终生、素食终生。这三个“终生”呢，并不是佛教本来有的，是佛教由汉朝传过来的时候才有的，长久来已经形成了这一套礼仪，坚守这三个“终生”还能维持佛教，如果脱离就不容易维持了。

另外佛教要办教育，最主要的是要管理好自己。特别是庙里的方丈或当家的，要自己管好自己，把自己管好了，其他就好了。太虚大师有四句名言，他说：“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要用什么方法来约束自己，这也是个大难事。

问：我们从师父身上看到，您已经做到了，您坚守住了金粟庵，也坚守住了戒律，说到究竟处，其实是坚守住了这颗心。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下，如何能更好地去做到这些呢？有很多人是通过诵经念佛，来抵制自己的妄想杂念。

全乘长老：各人的领会不一样。念佛，每个人都在念，但领会不同。佛教里讲因果报应，现在的善因种得多，我们就领会得多，我们善因种得少，没有智慧，我们就不容易领会。这个是蛮难的。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跟佛有缘的人，佛只要吆喝一声，这个人就能证大阿罗汉，现在是不可能了。

我平时常常诵《华严经》、《法华经》，同时也时时保持一句佛号不间断，这都是为了定心。心的作用是很大的。我们看报纸说到日本的一个实验：一杯水，我们对水传达好的念头，水会起好的变化；我们心里起恶念，水起的变化就和善的变化不一样，所以心的作用很大。还有这个因果，种善因得善果，种恶因得恶果。

问：我们知道师父一直在做慈善的事业，举办过书画展，以义卖的形式来帮助失学儿童。

全乘长老：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为社会多多少少做点事是应该的，而且我做得也不多，都是随缘而做。

那个时候我一个月拿28块钱工资。有一天听广播，在云南贵州那里出了事，死了很多人，我早上天还没亮就去捐款。到捐款的地方，他们没有上班，等了两个多钟头他们才上班，我送了50块钱去。我28块钱一个月，几个月才能省下来50块钱，但是我这个人不是那么自私。人一般都是自私的，但我比一般人少一点。我要遇到要饭的，困难的，都有同情心。不只我们出家人，其实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问：师父在金粟庵领众修行这么多年了，您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南京佛教的一个见证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南京佛教恢复发展的概况？

全乘长老：我们都知道，南京是佛教的一个圣地，佛的顶骨舍利也在南京，唐僧的顶骨舍利也在南京发现，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事情。佛教的发展是事在人为。条件再好，宗教界的领导人不为信众做事，大家都不努力，那也是没办法。大家努力了，自然就好起来了。

问：师父对培养人才是非常注重的。您刚才提到了，佛法要兴盛，一个是自己要以身示范，然后就是培养后学。师父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像您这样老一辈的法师在培养新人的时候，是如何支持他们成长的？

全乘长老：这也是很难的事情。首先我们老了，行动上有所不便，但是有责任和义务的，希望下一代好好成长。不但要关心下一代成长，我们听到社会上有人失学，没有学费，我们只要知道，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帮忙。有些年轻的人，我们都动员他：“你高中毕业了，就应该再加加油，继续深造。”

我们对社会有贡献，也是令众生欢喜。要让自己欢喜，先要令众生欢喜。我们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每年我们都要用很多钱（七八万块钱）去放生。对众生有好处的事情，我们都是很乐意去做的。

千讲万讲还是要“不自私，有爱心”。不能“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这样就不好了。还有，坚持三个标准：独身、素食、僧装。

问：我们最后再请问师父，这一生中，谁对您的影响特别大，或者某一件事情对您影响特别大，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影响让您有什么样的转变。

全乘长老：这一生中对我影响很大的是古林寺过去的老羯磨——志晴老和尚，他对我相当严格。过去做小和尚的时候，老和尚都要打的。

他的持戒修行都是非常认真的。他一贯都是这个样子，修行上从不松懈。

解放以后，到五十年代，僧人都集中了。要建省委大楼，古林寺要拆了。当时藏经还在古林寺，和尚都集中到栖霞寺去了。在年三十晚上，老和尚到古林寺去，带了点锅巴，到邻居家要点开水，把锅巴泡成饭来供佛，供《大藏经》。他有一点很特别，人家说老和尚到哪里去了？人家说他在栖霞山，他就在栖霞山；人家说他在古林寺，他就在古林寺——就有点神通示现的味道。

瓦官寺和金粟庵的区别是建筑功能上的不同。

1、“寺”在古代最早指的是皇帝的行政机关三者的排序一般是“寺”大于“庙”，“庙”又大于“庵”。

2、“庵”则最早是古代的一种小草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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