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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处女作是《灭亡》。

巴金本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除巴金外，还有王文慧、欧阳镜蓉、黄树辉、余一等，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中国当代作家。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笔名在《小说月报》发表长篇小说《灭亡》。

《灭亡》既表达了对杜大心为理想牺牲自己的献身精神的赞赏，又说出了作者内心对杜大心行为的“反对”态度，还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无比憎恶的心情。在书中，作者写出了一代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反抗、追求和牺牲精神，表现了他们的爱与憎、快乐与痛苦。

作品影响：

《灭亡》正式出版之前曾在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1929年第一至四期上连载。《灭亡》出版后即在文坛上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1930年10月开明书店就再版该书。从1929年到1951年，开明书店本《灭亡》总共印行了28版，其发行量仅次于《家》的35版。

巴金生于1904年，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笔名佩竿、余一、王文慧等。四川成都人。

1927年初赴法国留学，写成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开始使用巴金的笔名。1928年底回到上海，从事创作和翻译。从1929年到1937年中，创作了主要代表作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家》、《爱情三部曲》(《雾》、《雨》、《电》)等中长篇小说，出版了《复仇》、《将军》、《神·鬼·人》等短篇小说集和《海行集记》、《忆》等散文集。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多篇成功作品的创作令人瞩目，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成功创作家之一。

我认识的鲁迅先生

巴金

这些日子里我时常想起鲁迅先生。关于他的著作和他的为人，我知道得不深，倘使要我发表意见，我也没有独特的见解。我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活人的形象。我想到鲁迅先生，就好像看见他那张表示衷心愉快的笑脸。我跟他也只见过十多次面。我没有看见先生板起脸的时候，也没有看见先生挺起胸膛的时候。我倒听见过他的爽朗的笑声。据我看，先生使敌人害怕的是他那管锋利如刀的笔，而不是他的外表，或者他的某种姿势。有的画家同志喜欢把先生画成横眉挺胸的雄赳赳、气昂昂的人，壮年的时期先生可能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不是我所看见的晚年的先生了。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生活在白色恐怖的反动统治下，先生会发出哀心愉快的笑声呢？我想，理由很简单，这是先生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这是先生跟他的朋友们在一起的时候。先生爱年轻人，爱他的朋友们。而在先生的朋友中间还是比他年轻的人占多数。

先生一直被称为青年的导师，他自己说他并不是。其实称他为年轻人的朋友到更恰当。他是把年轻人当作朋友跟他们交往。他不教训人，不说教，他以身作则，处处给年轻人做榜样；他帮助年轻人，扶持青年。他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工作。他是年轻人的最好的合作者。过去好些文艺刊物都有他的心血，好些出版社都靠了他的支持才得到发展。这不过是他跟年轻人合作的例子。他跟年轻一起追求真理，参加斗争，把多少青年引上革命的道路，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

像先生这样懂得所谓“人情世故”而且对旧社会体会很深的上了年纪的人，怎么能跟年轻人做朋友而且有亲密的关系呢？也许有人不了解。其实先生跟别的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不同的是，他由壮年到老年，还是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也显得年轻，而且跟年轻人一样地纯真。对付敌人他可以利用他那些关于旧社会的知识，可以利用他那些“人情世故”；对待青年他却非常天真而且善良。以前他同他的学生孙伏园同志一起到陕西、厦门、广州旅行，他看见伏园体弱，便常常主动地替伏园打铺盖卷。这一类帮助年轻朋友的事，在先生的一生中，其实是很多的。很少有人向他那样地爱护青年。我记得有一回有人请先生吃饭，几个有地位的人在席上一致指摘一个年轻编辑的缺点，先生不满意这种缺席裁判，不待终席变拂袖而去。又有一回他对黄源同志说过这样的一句话：“看见你瘦了我觉得难过。”这是很自然说出来的。正因为他对每一个年轻朋友都这样深切地关心，所以在柔石等五位烈士成仁以后，他会写出像《为了忘却的纪念》那样充满悲愤的文章。同样他在跟一个年轻朋友长谈以后，会写信答复那个青年：“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吧：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这封信是在他逝世前几天写的。可见他一直到死都没有对青年感到失望，而且始终如一地关心青年，爱护青年，信任青年。即使他上某一个青年的当，他也从不利用这个经验去对待别的青年朋友。他得到青年们的热烈拥护、真诚爱戴，并不是偶然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跟先生来往的许多青年在先生身上也产生了好的影响。先生能够保持他那垂老不变的青年的热情，原因之一就是：他跟青年的交往始终未断。

我每次跟先生见面、听他谈话的时候，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先生是个爱憎极其分明的人。对于敌人，对于一切阻碍进步、摧残进步的东西，他绝不妥协。他甚至主张：痛打落水狗“。可是对于敌人以外的一切人，他处处流露出他的热爱。这种爱发出了光辉。这光辉温暖了人们的心，在人们心中产生了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说的“无言的激励”。鹿地亘说得好：“这不是向人‘指示行为’的东西，而是唤醒‘对于行为的热情’的东西。”先生的思想，先生的人格，都融化在他这种爱里面。翻读他那24册日记（尽管他记得那么简单），我们会惊讶他对于人们的爱竟然是那样广泛而且经久不变。他热爱人，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热爱工作。他的爱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贯彻到他的行为上，贯彻到他的日常生活里，贯彻到任何巨细的工作上。他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从不苟且的。就拿他印的那本《珂勒惠支版画集》来说吧，“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他“赔钱、赔工夫印画册”，只是为了送给需要它、喜欢它的人，甚至在把印好的画册分送朋友的时候，他也要郑重地包封。他写文章，翻译书，连选择一个字也十分认真；他总是把原稿写得很清楚，不肯给排字工人添一点麻烦。他替年轻朋友校阅稿件，向各处介绍这些稿件，他出钱刊行年轻朋友的“处女座”，并且作“序”推荐，甚至一字一字地看校样，批格式。他回答年轻人的来信，替年轻人解决问题，都是一样地认真、负责、即使偶尔因此招来麻烦，他也从无怨言。他有时批评几句，也无非出于好心的关怀。他为了编印翟秋白烈士的遗稿《海上述林》，花去了多少精力和心血，连《海上述林》的广告也是他起草的。他替别人办事就跟替自己办事完全一样。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工作，而且他有责任做好。

谁要是耐心，仔细地算一算帐，就会明白在先生的56年的生活中，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多少事情。在这些工作、这些事情里面都有先生的心血，先生的爱，先生的人格。凡是接近过先生的人都能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最后，什么是真理。他从来不搬教条，也不向你宣传，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你这些。他的思想和信仰都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间。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人。我并不是说，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正确，一开口就说真理，甚至连抽烟的姿势都万分正确的人，然而他一生都是朝着真理走去的，即使他发觉自己走了弯路，他也毫不灰心地马上改正。他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只有对自己真诚的人才能够对别人真诚。先生从来不说他的文章有教育的意义，可是跟着先生走的青年终于找到了真理。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导师，然而他的确把许多青年引上了通向真理的路。他不是用手一指叫青年朝他的手指着的方向走去，他也不是发一个指示，说青年应该走哪一条路，他是带头走，同青年一路走，或者甚至扶着青年走。

所以在当时的青年的眼睛里，先生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良的朋友，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爱护青年的导师。

9.26夜二时

原载《萌芽》195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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