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小编来为大家解答古人对姓名字号运用有什么讲究这个问题，古人取名和字颇有讲究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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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孩子入学启蒙时，都会起一个正式名字，即所谓“学名”。名字，在现代人看来是一个词儿，一个意思。但在中国古代，“名”和“字”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名就是名，字就是字。有“名”还得有“字”，是古代有身份者的“标配”。那么，古人是如何起名字的?古人在起名时又是如何选“字”的?

先秦时期孩子3个月时由“父名之”

《左传》记载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

古人怎么想到起名字的?东汉文字学家许慎认为，名字最初是因夜晚相遇、辨识需要而产生的，故《说文解字》称，“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

古代一般在孩子3个月大的时候，由父亲取名，此即《仪礼·丧服》中所谓“故子生三月，则父名之。”至于取“字”，则在20岁行成人礼(冠礼)时进行。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就不这么讲究了，有时候先起个“小名”或是“奶名”，六七岁入学起蒙时才取正式名字。

取名的关键是选好字，上古时期比较简单，如殷王固定用天干入名。到先秦时期，起名的讲究开始多了起来。取名大师、鲁国大夫申繻曾提出取名选字“五原则”：“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这是《左传·桓公六年》中所记，那时桓公的太子出生，便咨询申繻怎么给太子取名，申繻遂说了这番话。申繻的具体解释是：“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在具体选字时，申繻强调要“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孔子名“丘”，就是其父按“以类命为象”的原则所取的。孔子生下后被发现头顶特别，是凹下去的，即所谓“圩顶”，故取名“丘”。而孔子有了儿子后，恰好鲁昭公赐他一条鲤鱼，他遂给儿子取名“鲤”，这又是依“取于物为假”之原则。

申繻的取名原则反映了先秦时期的起名风俗，其核心是“避讳”。中国封建时代姓名避讳风气大流行，最早正是始于先秦。

汉代取名流行用“单字”

《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记载“二名非礼也”

与先秦相比，汉代的取名风尚又有了不小的变化。尊老、称谓、身份、德行一类敬谦美辞成为汉人取字时的首选，在先秦人常用的伯、仲、叔、季四字基础上，又增加了元、长、次、幼、少、公、翁、君、臣、侯、宾、士、民、郎等字。如《盐铁论》执笔人桓宽，字“次公”;汉武帝时位列九卿的朱买臣，字“翁子”。

汉代最鲜明的取名特征是，从皇室到普通老百姓都以单字取名，如汉高祖刘邦、汉惠帝刘盈、汉文帝刘恒。在东西两汉24位有庙号的皇帝中，仅汉昭帝刘弗陵取的是双字名，在登基后出于避讳的考虑，也除去“陵”字改成了单字“弗”。取单字名之风对后世影响深远，如唐代，21位帝王中，仅有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为双字名。南宋及以前的皇帝大多数也是单字名，一直到明清时期单字名才被冷落，在明清两朝28位皇帝中，只有明成祖朱棣是单字名。

王莽篡汉建新后，视单字名为古礼。在王莽“崇古”的影响下，取单字名进一步流行。为何汉代喜欢单字名?《春秋公羊传·哀公十三年》有这样一种说法：“晋魏多帅师侵卫，此晋魏曼多也。曷为谓之晋魏多?讥二名，二名非礼也。”晋大夫魏曼多帅军队进攻卫国，人们不叫他全名，而称“魏多”，是讽刺他取双字名，认为双字名不合礼数。

就“二名非礼”说，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考证，《春秋公羊传》中错误地理解了“二名”的意思，应是一人有两名不合礼数，而非取二字名。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名青睐“之”字

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叫斐松之

北魏着名道士取名寇谦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取二字名风气逐渐抬头，取名出现两大特点，一是助词“之”受宠，名字带“之”成时尚;二是父子、长幼之间用字不再避讳，名字中出现同字现象。比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俩的名字中都有“之”字。

当时，“之”字特别受青睐，地位高者或权力大者，名字里往往都带“之”字，如为《三国志》作注的南朝宋人斐松之、北魏着名道士寇谦之。当时皇族对“之”字也情有独钟，如晋宣帝的弟弟、安平献王叫司马孚之，儿子、汝南王叫司马亮之，后代还有司马景之、司马昙之……

“之”字入名，在魏晋时期还是一种是否入教的标志。如何辨别入教者和非入教者，知道对方与自己同道?区别就在一个“之”字。后来“五斗米道”首领之一的孙恩作乱，许多名中含“之”的人士受到牵连，不少人被杀，便证明了这一推断。当然，唐宋以后人名中再用“之”字则与宗教无关，纯属于一种喜好。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取名字时仅次于“之”字的，还有一个“僧”字。如南朝梁有一名将领叫王僧辩，梁武帝的医师叫姚僧垣……

宋代出现“五行”“八字”配合起名

朱元璋嫡孙惠帝命里缺“火”取名朱允炆

到唐宋时期，予、臣、汝、友一类称谓字以及可、如、斯、也等一类语助字，开始受到青睐。

宋人取名还出现一种复古倾向。汉代的尊老字，如“老、叟、翁”等常入名中，如《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叫孟元老;《鹤山集》的作者叫魏了翁。

在宋代及以后，取名时人为设置的限制明显多了起来。除了考虑传统的避讳，取名时还要讲阴阳五行、生辰八字、生肖属相、五格剖象、八卦六爻等等。这其中，以“生辰八字”与“阴阳五行”配合入名最为流行。所谓“八字”又叫“四柱”，即一个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和干支组成的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四柱加起来刚好是8个字。而“五行”则由金、木、水、火、土5个字组成，代表不同性质的物质。

依“八字”原理，命里缺啥取名时就补啥。如命里缺“火”，就会取带“火”的字。明太祖朱元璋的接班人、惠帝名“允炆”，就是因其命里欠火，取名时才找一个带火的“炆”字。这显然是一种迷信，惠帝恰恰是因为“一把火”而丢了性命——在“靖难”中，于宫中放火自焚。

宋代取名的另一大变化是“字辈取名制”开始流行。中国谱系最完整的孔氏族谱，就是从北宋元丰年间开始编修的。

字辈取名也叫“世代排名”。在宋以前，虽有以字辈取名的现象，但并不普遍。在宋以后，这一取名方法便成为古人取名的主要手段，凡同宗同辈者，皆用一个固定的字入名。

到了明代，字辈取名制普遍流行。明惠帝朱允炆名中的“允”字，便是辈分字。当年朱元璋给自己的儿子各20字辈分，太子一支是：“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元代流行“数字”入名

“莺莺”“圆圆”等重字双名

被视为身份低贱者用名

在所有朝代中，数字名在元代最为流行。元末起义军首领之一的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是一读书人献给他的。据说此名其实是骂他的，语出《孟子》：“士，诚小人也”，另外断句就是，“士诚，小人也”，暗讥张士诚不学无术。

这种数字取名风俗，实与朝廷政策有关。在元代，汉人庶民无职者，不许取名，只能用排行、父母年龄等来称呼，这大概是古代姓名管控的特例。

名字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代号，但当名字里加入动机、情感、寄托后，便变得不再简单。名字起的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反之则为名所累。南宋初年，有个叫钱唐休的人就被自己的名字害得不浅。据庄绰《鸡肋篇》记载，当时南宋刚定都又名钱塘的临安(今杭州)，会稽有个叫钱唐休的人颇有声望，被人举荐给宰相赵鼎，但高宗坚持不用，认为名字不吉利：“钱唐遂休乎?”

唐宋以后，人们起名尽量考虑稳当、平安，忌与帝王、坏人等重名，不用凶字、坏字。北宋徽宗时，江西平乐县有个叫“孙权”的人，与三国吴主同名，因此被举报图谋不轨，“寓意僭窃”。

不产生歧义也是古人取名时要注意的。《明皇泳化类编》记载，有个学子名叫孙曰恭，参加永乐年甲辰廷试获第一名。朱棣看到名字后不乐，觉得“曰”、“恭”二字加起来似“暴”字，硬把状元给了第二名邢宽，孙曰恭变成了榜眼。

像现代流行的重字名、姓名同字同音，也是古人所忌讳的。名字重字又叫“双名”，在古人眼里是身份低贱者用名，一般侍妾、青楼女子多双名，如元稹妾名“莺莺”、秦淮名妓“陈圆圆”。女子双名读起来，让男人有一种愉悦感，有身份的人，特别是男人不取重字名。

除了避用不雅字，古人取名时还很在意字的声调，取“双声叠韵”字入名，这样读起来音节响亮，音韵哑仄的字，寓意再好，结构再美，也尽量不用。

名字，是对一个人的代称。一个人的名字往往能够陪伴和影响他的一生。现今的父母在孩子刚出生时，不管是自己挖心掏肺，冥思苦想，还是不惜重金，请风水先生代劳，总想为孩子起个称心如意的名字，希望其带来好运和平安。

今人如此，古代文人更甚。他们为子女取名时，在义、理方面就颇有讲究。名字不单要树志，还要起到鼓励、规范或警醒其性格修养的作用。古人的名字比较繁琐，既要有“名”，有“字”，还要有“号”。其中的“名”和“字”一般都是父母起的，而“号”则多是自己命名的。比如，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苏辙，字子由，自号颖滨遗老。

从苏轼、苏辙兄弟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名字的奇特之处就是都与车有关系。苏轼名字中的“轼”，本义是指设在车箱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说文》中解释道：“轼，车前也。”苏轼的字“子瞻”，则源于《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中的“望”，比较符合苏轼少年时踌躇满志的张扬作风。

而苏辙名字中的“辙”，本义是指车迹，车轮碾过的痕迹。《左传·庄公十年》有“下，视其辙”的句子。苏辙的字“子由”，则带有仿效、依循的意思，说白了就是跟着别人走。在为人处事方面，苏辙相比哥哥苏轼，要内敛得多。

苏洵为什么要给两个儿子起这样的名字呢？这还要从庆历六年（1046年），苏洵赴京赶考说起。尽管苏洵的才学可以“帝王师”，可在朝廷腐败、官场黑暗的环境下还是落榜了。他由此对科举、朝廷失去了信心，转而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第二年返乡后，苏洵写了一篇寄寓深重的《名二子说》。当时，苏轼十一岁，苏辙八岁。苏洵虽然对两个孩子寄予很大希望，但又对他们的生活道路充满忧虑。

苏轼个性张扬、豪放不羁，而苏辙的性格则相对内敛。苏洵对两个儿子的脾性秉性非常了解，为了劝诫与勉励儿子，他在《名二子说》阐释了为二子命名的深意。他说：“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

苏洵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车轮、车辐、车盖、车轸，对于一辆车来说各有用途，缺一不可，而车轼则似乎是作用不大，可有可无，但一辆车如果缺了“轼”，也就不成其为完车了。由于这根横木有些过于张扬显露，所以苏洵在给苏轼取这个名字时说“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反映了当时苏洵矛盾的心理，既希望儿子的个性能充分发挥，又担心他过于张扬而遭人嫉妒，于是他又给苏轼起了个字叫作“子瞻”，意思是让他瞻前顾后，谨慎小心。而对于另一个儿子苏辙，苏洵则想对比较放心，取名为“辙”，字“子由”，意思是让他跟着别人走。虽然“辙”不像“轼”那样引人注目，却也不易遭人嫉恨。

苏洵这段近乎测字占卜的文字，从某一方面概括了苏轼、苏辙的性格，预测了他们的命运。苏轼豪放不羁、光照千古，却屡招人妒，一生坷坎。苏轼则未能因父亲取名“轼”而改掉“不外饰”的性格。这“不外饰”的性格，使他对改革派的过激作为和保守派的守旧作风，都进行了坦言告诫，并因此吃尽了苦头。

无论是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还是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都对他不满意，都要排挤他、打击他。“乌台诗案”就是一个例子。出狱之后，苏轼因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而变得心灰意懒，公务之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就是他在那时为自己起的，也算是一种自嘲吧。对于苏轼的遭遇，苏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苏辙的一生，则做到了谨小慎微，游离于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虽然也屡遭贬斥，但终能免祸，尽管不像哥哥那样光彩夺目，却也比哥哥少了许多磨难。后来，苏辙在颍川定居，过起了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有一个较宁适的晚年。

从苏轼、苏辙兄弟的名字中，我们可以发现某种玄机。“轼”，作为车前用做扶手的横木，诚然对乘车人因车子突然停止而前倾有保护作用，但由其所处的位置十分抢眼，要想做到不招人忌，实在是太难了。“辙”，作为记录车行进的轨迹，虽然少了一些自己的主张，但总会受到“轼”的影响，难免会步“轼”的后尘。事实胜于雄辩，苏轼、苏辙兄弟一生中屡屡被贬、辗转颠簸的坎坷遭遇，恐怕是苏洵在为他们取名时所始料未及

关于古人对姓名字号运用有什么讲究的内容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